2020-02-05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要增加外资投资,须放开劳动、环境、安全三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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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提振经济急需投资的当下,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宝贵。竞争国甚至免费提供土地,而我们的政策支持却不足。被监管折腾得疲惫不堪的外资企业正在考虑是否继续在韩国经营。外国人投资监察专员金成振强调:“由于工时监管,外资企业正把国内生产的订单量转移到其他国家”,“要增加投资,就必须放松劳动、环境与安全这三大领域的监管”。他特别强调:“尽管外国直接投资(FDI)能创造优质岗位,但与我国经济规模相比却少得可怜”,“转变对外资企业支持的认识十分紧迫”。5日,本报与金监察专员会面,听取了外资企业的现状与困难。

——去年外国企业在韩国的投资情况如何?

△看起来非常艰难,但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去年FDI流入233亿美元(申报基准),比上一年减少36亿美元。若除去2018年GM结构调整时流入的36亿美元,与上一年基本持平,算是守住了阵地。但按FDI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相比,截至2018年末仅为15.1%,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除日本外最低。路还很长。

——今年会怎样?

△目标定在与去年相同的230亿美元。美中争端处于休火山状态,英国脱欧(Brexit)问题也进入实施阶段,不确定性反而减少,年初气氛并不算差。在国内,法律修改为将留存利润再投资认定为外国人投资,使投资决策更为容易。材料、零部件、装备产业支援政策得到强化这一点也将有助于FDI。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事态发生,影响有多大还需观察。

——全球制造企业似乎已经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

△事态正在扩散。中国占我国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担忧对我国经济产生相当影响。不过来自中国的FDI去年为9.8亿美元,规模不大且以房地产为主,影响不会特别大。但根据事态发展,如果中国经济受到相当打击,不仅韩国经济,世界经济也会受影响,全球企业的投资也必然减少。

——政策变化剧烈,外资企业想必也受到影响。

△就任监察专员后,我曾听外资企业说“这届政府不欢迎我们(外资企业)”。因此去年3月安排了文在寅总统与外资企业的对话场合,总统在会上表示外资企业也是与我们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将确保企业经营不受妨碍,气氛因此好转许多。但遗憾的是政府、地方自治团体和国会未能跟上。世界银行列出的外国人投资考量因素中,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高技能劳动力等都不错,问题在于法律监管。据驻韩欧洲商会调查,外资企业称我国监管不透明、执行也带有随意性。

——外国人最为头疼的法规是什么?

△本届政府以来,劳动、环境、安全等领域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对此感到吃力。其中尤以劳动领域、特别是每周52小时工时制被视为严重问题。他们质疑,由国家统一规制工时在如今的知识产业社会是否妥当。对外国企业而言不可能发生的事,在韩国却发生了。

——外资企业为何格外看重这一点?

△美国允许企业与劳动者通过集体协约自由决定工时。加班时须向劳动者支付加成工资,但高收入白领职种不适用。在硅谷,工时和工作地点等交由劳动者自行决定。

——对弹性工作制想必也多有不满。

△国外弹性工作制的基本单位是1年。美国根本没有相关规定。德国是6个月,但有所谓工时储蓄账户制度,实际上没有上限。没有像我们这样是3个月的地方。更让外国人瞠目的是,一旦超过工时,最高经营者(CEO)可能受到刑事处罚。总部里前途看好的人都不愿担任韩国子公司的CEO。一旦受到处罚,回到总部会成为晋升的决定性障碍。周休津贴制度在发达国家也难以理解。

——政策变化具体对经营产生了什么影响?

△外资企业抱怨,按现在的工时难以经营企业。即使母公司下了订单量,因工时限制也无法承接。据说原本分配给韩国的产量现在转到了其他国家。投资银行(IB)的负责人也感到困惑。IB一旦有交易就要集中突击,凌晨下班、当天早上上班是常有的事。在我国无法符合法律。我还见过一位IB负责人说,正在考虑在韩国只留最低限度人员,把业务迁往新加坡或香港。

——是否因强硬工会而感到困难?

△对于提出与劳动条件无关的要求,外国企业无法理解。西方人讨厌经营权受到侵害。他们受不了劳资对话时的压迫氛围。我也想对外资企业提些建议。既然来到韩国,就应了解韩国的文化。劳资关系也是一样。部分企业对韩国文化抱有优越意识。某家外资企业发生罢工时,想通过法律解决而找了律所,但并无多大帮助。需要劳资专家,但他们没有这种概念。美国文化学者E.T.霍尔把各国文化分为高语境与低语境,韩国属于高语境文化,对话时比内容本身更重要的是语境和背景。

——您也提到了环境问题。

△龟尾氢氟酸事故等之后,化学物质监管急剧强化。为健康而设的监管无法反对,但忽视现实与可接受度的政策可能摧毁产业。也应倾听这样的批评:这是以环境事故为借口、教条式环保论者的主张占据上风的结果。我国对化学产业的监管是世界最高水平,把最严格的欧洲和加拿大制度中最严厉的部分集中在一起。连化学产业发达的日本企业都说韩国的监管过度。以化评法(化学物质登记与评价法律)来看,新化学物质年制造、进口100公斤以上即须强制登记,比美国严100倍。就要求向安全保健公团报告化学物质构成成分的物质安全保健资料(MSDS)而言,日本只规定了673种须提交物质,而按我们的规定则达数十万至数百万种,业界为此怨声载道。像洗发水这类生活化学产品有有害物质标示规定。香水等香料含有多达300种化学成分,有害物质含量也极少,却要求全部标示在容器上。对跨国企业而言,只有在韩国才需要这样标示。若是中国也就别无选择,但韩国市场并不大,因此干脆选择放弃。

——安全监管是否也非常严格?

△根据产业安全法,CEO要承担许多责任,若连细枝末节也如此,就无法工作了。作为CEO,自己并不知情却要受到刑事处罚。聪明的人还愿意来韩国吗?如果需要双罚规定,就应针对(并非CEO的)应负责任的职级。

——外资企业感到负担的其他问题是什么?

△应改变对外国投资者的看法。我国对外国人多少有些排他性。据说金大中总统时期是最为亲善的。当时曾对外国人说,比起Samsung Electronics伦敦法人,韩国GM对韩国经济更有帮助,希望他们把生意做好、多赚取利润。但如今这样的话很难轻易说出口。国民对外资企业的认识不足。以2017年统计看,外资企业的雇佣规模占整体的5.7%、制造业的8.7%。去年就业者增加30万人,其中外资企业新增雇佣1.8万人,占5.9%。这些大部分都是优质岗位。

——认识改变了,投资会增加吗?

△国会、政府和部分地方自治团体中也潜藏着“我们自己都难,为什么要帮外国人”的认识。令人遗憾。正因为能创造岗位才要帮。应查找相对于经济规模FDI比重为何偏低的原因并制定对策。必须对外国企业的国内投资有意识上的大转变。看法一变,监管也可能减少。哪怕只为摆脱经济衰退,也必须大幅增加FDI。

——监察专员的作用看来更为重要。

△从签证到工厂许可、税收问题,为减轻这些困扰而设立了监察专员制度。发达国家没有这种制度。向监察专员办公室反映不便后,称为“家庭医生”的专家会经调查,若其主张成立,便与政府、地方自治团体、公共机构等接触加以解决。1999年为克服金融危机需要海外资本而设立了该制度,当时很活跃。但经济稳定后,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就减弱了。现在的组织规模还不到最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家庭医生”在身份、晋升乃至报酬上都受到不利待遇。有必要扩大人力与组织、提振士气。/金永基 论说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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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全北金堤,毕业于全州高中和首尔大学经营学系。以行政考试第19届进入公职,历任财政经济院国际投资课长、金融政策课长、经济合作局长、国际业务政策官(次官辅),并曾任采购厅长。此后担任法务法人化友顾问,2018年8月起任KOTRA外国人投资监察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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