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用于掌握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确诊患者行动轨迹的流行病学调查官严重不足。流行病学调查官负责对患者进行访谈、确认行动轨迹并调查接触者等工作。感染者越多,掌握行动轨迹就越是决定防疫成败的核心,因此流行病学调查官的作用十分重要。但目前流行病学调查官仅有疾病管理本部77人、市道53人等共130人,绝对不足。疾病管理本部长郑银敬1日也承认:“我认为流行病学调查官的数量非常不足。”
全国17个广域地方自治团体中,仁川和大邱、蔚山连《传染病预防管理法》规定的最低人数(2人)都未能确保。大邱和蔚山各为1人,尤其是每年有超过1000万名外国人出入的国际机场所在地仁川竟然一人都没有,令人无言以对。经历了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事态后仍是这副样子。当时感染者激增,虽然提出了流行病学调查官不足的问题,但以预算不足为借口没有增员。
本届政府也毫无改变。据悉,疾病管理本部曾向政府建议补充检疫人力,却被排到次要位置。反而只有传染病管理预算被压缩。根据疾病管理本部的岁入岁出预算书,“新型传染病综合管理”相关预算在中东呼吸综合征之后的2016年大幅增至559亿韩元,但此后每年被削减,去年骤降至42亿韩元水平。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处处漏洞是有原因的。
把并不紧要的福利预算大手大脚地增加,却对真正需要的地方视而不见,怎么可能实现铁桶般的防疫。据说培养一名流行病学调查官至少需要2年。如果在中东呼吸综合征时就制定并推进增员计划,如今本可实现好得多的传染病应对,实在令人遗憾。现在也应制定培养流行病学调查官的长期规划并投入预算。这不是成本而是投资,这正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教训。财政就该用在这种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