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3 | 홍준석 기자

[黎明]“新官治金融”阴影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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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还抱有一丝怀疑,金融当局却毫不留情地挥下了“重惩”(问责警告)之刀。被砍的并非小店铺,而是执掌员工数以万计的庞大金融集团的掌门人,且是做给外界看的。事实上,友利银行和韩亚银行在三次衍生结合基金(DLF)制裁审议委员会上,以对首席执行官(CEO)重惩缺乏依据、治理结构风险等为由,也曾对减轻制裁抱有期待。理由是:1.治理结构法中并没有可因内部控制不足而处罚CEO的直接条款;2.正如2017年韩国监查院对韩国金融监督院所指出的那样,不应笼统解释规定进行处罚;3.对未直接介入产品销售决策的CEO追究责任的处罚过重;4.事态发生后迅速采取了赔偿受害者等事后措施,酌情减轻的理由充分。

但结论是“答案早已定好,你只需回答”。有人抗辩称,三次制裁审议以及在最后一天深夜才公布结果,难道不都是当局为包装重惩而做的表演?甚至有批评声浪称,“尹锡宪式新官治金融”正在显现。金融界一位人士吐露:“金监院的手杖究竟是为了向市场发出警告,还是为了驯服金融公司,抑或是为了回避责任,似乎只把重点放在了严厉处罚上。”“即便严惩不完全销售的意志再强,也不该把金融公司当成掠夺者对待。”也有人抱怨,在2013年韩国大法院判决结束五年后突然重新提起KIKO、施压银行赔偿,同样是新官治金融的一个侧面。

“官治金融”一词的流传,始于前金融委员长金石东在2003年信用卡债券风波时(当时任金融监督委员会监督政策局长)所说的“官是为了治而存在的”。但这并非指不当干预,而是指当市场自律功能崩塌时,当局不得不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出面。2012年他出任金融委员长后断言“如今已不存在官治金融”,去年金融委员长崔钟球也斩钉截铁地表示“不存在官治金融”。

在此情形下,近十年后的金融市场上再次晃动着官治金融的影子,该如何看待?那些质问“如今官还要治吗”的人追问,难道非得让CEO落马才能给市场以警醒?他们疑惑,即便降低处罚力度也能传递信息,为何偏要坚持会带来巨大副作用的重惩?他们郁闷地追问,金融市场在耀眼地变化,为何只有当局仍停留在过去?意思是,比起处罚,更应优先推进走向先进金融的制度及监管改善。

普遍观点认为,此次处罚将使金融界的创新金融之风退缩。全球竞争愈发激烈,必须为寻找新的增长点不断冒险、承担风险,但若只看结果、翻手之间就向CEO严厉追责,还有谁愿意站出来?可以预见,保身主义将取而代之。不仅如此,在控股公司成立仅一年就使友利金融稳定落地、并立志将其培养为全球金融集团的会长孙泰昇的梦想也面临破碎的危机。作为下届韩亚金融会长首选的副会长咸永周前途亦变得不明。两家公司的治理结构被从根基上动摇。这正是有人批评这实际上是当局介入金融集团会长人事的原因。

《论语·为政》第二节有一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若把法律放在首位、像按计算器一样计算刑罚,百姓即便逃脱也不知羞耻。不能只以刑罚治理,而应以德与礼治理。”此刻正是该细细反思的时候:金融当局是否在过度行使监督权限?适合2020年金融市场的德行又是什么?js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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