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2 | 정민정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新型冠状病毒,未来两周是关键…迅速准确提供信息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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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于上月30日(当地时间)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但决定不建议限制贸易与人员流动。韩国国内截至2日上午已出现15名确诊者,国民的不安情绪不断加剧。在大流行(pandemic,传染病在全球范围流行的局面)可能性被提及之际,记者采访了2009年新型流感流行时担任疾病管理本部长的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李钟求,听取其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判断与应对、国家防疫体系改进方案等方面的建议。上月31日,记者来到位于首尔钟路区明伦洞的首尔大学医学院全球医学中心时,李教授刚刚结束此前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紧急会议。李教授强调:“WHO虽然宣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没有建议限制贸易和人员流动,这应被视为其判断(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仍处于可控水平”,“当前需要的是‘风险沟通’能力,即迅速提供准确信息,使国民缓解不安并作出恰当应对。”他接着表示:“由于疫苗和治疗药物尚未开发出来,一旦扩散至社区就无法控制,因此阻止进一步扩散是关键。”

李教授还提出,应以此次事态为契机,全面革新传染病管理体系。他指出:“从2003年非典到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再到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国内已是第三次流行冠状病毒”,“正如国防领域要确保新型武器一样,应积极支持传染病领域的研发(R&D),开发作为传染病应对武器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最终建立发达国家水平的传染病管理体系。”

——人际传播病例接连出现,国民的不安在加剧。

△还需再观察,但社区感染可能性提高是事实。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事态中患者激增,也是因为二代、三代感染者增加。通过患者产生的续发感染增多后,实际上很难追踪其是通过谁被感染的,因此患者必然增加。事实上,中东呼吸综合征事态中,随着通过社区和医院感染等途径出现的三代、四代感染者增加,仅韩国国内就有186人感染、38人死亡。相对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患者出现在卫生当局主动监控的流行病学链条,也就是政府防疫网之内。

——此次病毒的特征是无症状感染者较多。

△对卫生当局而言,最担忧的部分应该也是无症状感染者会造成多少感染者。此次病毒呈现症状严重时与症状轻微时(几乎无症状时)都会传播的两极分布,无症状患者一旦增多就只能束手无策。到目前为止都是追踪有武汉入境史者或有症状者进行应对,也就是说这种流行病学路径将变得不可行。由于既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药物,一旦患者规模超出可承受水平,卫生当局能否有效应对也是未知数。卫生当局和医疗机构必须万分谨慎,避免像中东呼吸综合征事态那样演变为院内感染。特别是医疗机构应切实落实避免高热患者与普通患者混杂的措施,注意防止扩散为社区和院内感染。迄今出现的社区感染都是检疫环节未能筛出的患者,因此还需约两周时间才能准确判断(是否出现社区扩散)。未来两周是关口。

——致死率不高不算是好事吗。

△目前水平下致死率为2%~3%。考虑到非典为10%、中东呼吸综合征为40%,这并不算高。此外,仅表现为咽喉炎和肺炎症状的轻症患者较多,也算是幸事。查看WHO按日期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增长趋势,可以部分判断疫情走向。上月29日中国境内确诊者为5997人,30日为7736人,31日增至9720人;疑似患者从29日的9239人激增至31日的1.5238万人。医学界关注的数字是重症患者的变化。三天内从1239人增至1527人。重症患者激增程度、疑似患者增加程度,将决定新型冠状病毒的走向。(根据WHO情况报告,最新数据为1日中国境内确诊者1.1821万人、重症患者1795人。)

——也有人指出,每逢传染病流行,政府都只侧重检疫。

△检疫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340年代的威尼斯。也就是说,筛出传染病带菌者并将其与健康人隔离的检疫史已有约700年。然而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若没有治疗药物,集中观察下产生免疫力而存活就算幸运,否则就死亡,这一点没有变化。前所未有的传染病日益猖獗,而我们仍像700年前一样侧重检疫,这是令人遗憾之处。这正需要专家群体针对流行可能性高的传染病提出假设、开展研究并制定应对方案。研究基础科学、管理疾病与防疫同等重要,都是平时就应准备和应对的领域。

——外媒报道香港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开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但据说到可投药至少需要1年。

△疫苗开发等生物产业领域成长潜力大,但不确定性同样很大。特别是传染病,需要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进行投资,民间部门难以承担。理所当然应由公共领域承担。以美国为例,数年前埃博拉病毒流行时,由国立卫生研究院主导,将候选物质提供给民间医疗机构并鼓励其开发。看美国的传染病应对体系,会觉得这才是发达国家型防疫体系。早在1990年代,美国就预测未来会流行何种传染病,并为此投资开发诊断试剂盒和疫苗。这些成果积累起来,使其掌握了世界级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危机来临时才显出国家的真实实力,现在正是我们该思考自己是否真正具备这种实力的时候。在韩国国内,国立保健研究院应承担这样的角色。

——大型传染病中,疫苗的经济性问题是障碍。

△我认为,只要国家率先支持、民间随后跟进,生物产业领域的创新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不应仅停留在消灭传染病的层面,还需从新产业和蓝海的视角来看待。随着旅行和商务往来增加,人口流动本身激增,因此传染病一旦发生扩散速度很快。这意味着市场规模极其庞大。中长期来看,也有必要关注这种市场性。

——若此次事态加重,是否也需要国家间合作体系或国际机构层面的应对努力。

△几年前,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曾提议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设立医疗常备军。他注意到,埃博拉病毒流行时,WHO或CDC等卫生专业机构虽然应对得不错,但本身并没有应对紧急情况的体系。因为作为传染病扩散源头的多数贫困国家并未制定系统的疾病防控措施。当然,比任何国家政府都更迅速派出志愿者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应对全球性灾难不能依赖非营利组织。因此他主张,重要的是以医疗常备军等系统性组织作为支撑,减少传染病起始地的损失,同时阻止其向其他国家扩散。我认为这对此次事态有不少启示。

——您在2009年新型流感流行时担任疾病管理本部长,当时是如何应对的。

△由于属于国际紧急事态,韩国当时也处于高度紧急状态。当时所幸有达菲这一治疗药物,但患者迅速增加。只有在我们自行开发出疫苗之后,事态才得以结束。我认为当时的危机管理应对做得不错。那是前总统李明博时期,政府提供预算支持以储备1000万人份的达菲(实际投用的是350万人份),并全力支持疫苗开发。据我所知共投入约5000亿韩元。现在由于没有疫苗和治疗药物,情况比当时更差,但致死率较低,只能通过包括用于肺炎等的药物在内的积极医学处方来应对。

——据了解,经历中东呼吸综合征事态后,韩国也为改善体系作出了努力。

△以中东呼吸综合征事态为契机,许多医疗机构确实为建立负压设施等传染病应对体系付出了努力。隔离措施所需的人力投入与管理、传染病患者动线的设计及相关培训等,需要日常投入的部分非常多。但政府给运营负压病房的医疗机构的支援金,一年仅为数百万韩元水平。相反,美国每年向定点医院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使其能够建立常态化的应急体系。只有平时持续开展教育和训练,才能在像此次这样的紧急状况中不慌乱,作出切实而有效的应对。此次事态平息之后也不应就此了事,而应全面改善体系。 /论说委员 郑敏贞 jmi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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