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1 | 이지성 기자

[瑞草洞喧嚣]滥用职权的范围到哪里?…韩国大法院“黑名单”案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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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法院提出了缩小滥用职权罪适用范围的新标准,使所谓“文化界黑名单”事件中涉案的朴槿惠政府人士将重新接受二审审理。

韩国大法院全体合议庭30日在对以滥用职权等罪名被起诉的前青瓦台秘书室长金淇春、前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赵允旋等人的终审中认定原审存在法理误解与审理不充分,决定撤销发回重审,并将案件退回首尔高等法院。法理误解指未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审理不充分指对相关嫌疑的审理不够充分。金前室长等人被指在朴槿惠政府时期,指示制作并执行将进步倾向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排除在支援对象之外的黑名单。

本案是韩国大法院全体合议庭首次就此前适用于“清算积弊调查”等案件的滥用职权罪作出判断。此前滥用职权罪均由韩国大法院小法庭宣判,而韩国大法院此次异例地召开全体大法官出席的全体合议庭进行审理,显示出慎重态度。因此在韩国大法院宣判前,外界曾猜测是否会就滥用职权罪作出前瞻性判断。

滥用职权罪此前因举证严格,各下级审法院的解释各不相同。《刑法》第123条滥用职权妨害权利行使罪规定,“公务员滥用职权,使他人从事无义务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权利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10年以下资格停止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但围绕各条款的解释,一线审判部的判断每次都出现分歧。

韩国大法院此次在判断黑名单案件的滥用职权嫌疑时强调,即便滥用了职权,也须证明是否使他人从事了无义务之事,方可适用滥用职权罪。首先认定金前室长向青瓦台幕僚及文化部公务员下达排除对黑名单对象的支援的指示属于滥用职权,构成有罪。因该指示,文化部下属机构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电影振兴委员会、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的职员实际排除了支援,这也属于滥用职权,认定为有罪。

但认为下属机构职员随时向上级报告进展情况并送交各类名单的行为属于公务员本职工作范围,难以断定为使其从事无义务之事,因此决定撤销发回重审。按既有判例,只需判断是否滥用职权即可适用滥用职权罪,但今后须证明公务员滥用职权使他人从事非义务之事,才能适用滥用职权罪。

韩国大法院指出,“行政机关的意思决定和政策执行通常经由与其他公务员、部门、相关机构等的协作而完成”,“在此类关系中,听取对方请求、表明自身意见或予以协作等回应请求的行为,除有特别情形外,不能断定为法令上无义务之事”。

尽管韩国大法院决定撤销发回重审,但这并不意味着金前室长和赵前长官的滥用职权嫌疑无罪。因为法院只是要求就三项主要滥用职权嫌疑中的其余一项重新审查是否可适用滥用职权罪。不过,若下级审将此次韩国大法院指出的滥用职权嫌疑判为无罪,金前室长和赵前长官的刑期很可能减轻。此前一审审判部认定金前室长的滥用职权嫌疑,判处有期徒刑3年,二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赵前长官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二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

此前因所谓“报复性人事”事件被移送审判的人在韩国大法院最终获判无罪,也是因为未使他人从事作为滥用职权判断标准的“无义务之事”。检方认为,安前检察长为使徐志贤检察官受到不利,让负责检察官人事的下属检察官制作人事方案,属于滥用职权。但审判部认定,负责检察官并未从事无义务之事,因此滥用职权不成立。

前检察长安泰根 随着韩国大法院就滥用职权罪提出新标准,正在审理滥用职权案件的下级审审判部的判断也将不可避免受到影响。朴前总统在“三星集团受贿”事件中,滥用职权嫌疑与其他罪名一并适用。因涉嫌动员公务员处理汽车零部件企业DAS在美国诉讼而被起诉的李前总统,一审中滥用职权嫌疑获判无罪,但因检方上诉正在接受二审。

涉嫌滥用司法行政权的前大法院院长梁承泰,也因通过法院行政处对一线法官进行背景调查而以滥用职权嫌疑被移送审判。现政府人士中,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因涉嫌阻挠对前釜山市经济副市长柳在洙的监察,以滥用职权嫌疑被起诉。此次韩国大法院严格限定滥用职权的标准,检方说服审判部的负担随之加大。

检察官徐志贤 不过也有人指出,韩国大法院此次未就滥用职权罪中的“职权”与“滥用”提出标准,令人遗憾。此前法律界一直指出,在判断滥用职权时,职权与越权的界限模糊难分。由于滥用职权罪仅适用于公务员,依解释不同既可被视为职权,也可被视为越权。关于滥用的标准同样宽泛,预计今后争议仍将持续。

一位曾任部长法官的律师表示,“此前只要有滥用职权的证据即可直接适用滥用职权罪,但今后须证明因滥用职权而致他人从事非义务之事,对检方而言举证不易”,并称“尤其是政权更替后针对前政权人士进行政治报复所使用的滥用职权罪,出现的比重预计将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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