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1 | 조권형 기자

[瑞草洞喧嚣]为总长之位铺路的“二号人物”李成尹…抗命与反对争议会否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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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总长向地检长下达了三四次起诉处理指示却被拖延,最终由地检长手下的干部接受总长指示批准起诉,这都是检察系统里前所未闻的事。”

多名前任及现任检察相关人士就上月23日在检察总长尹锡悦—首尔中央地检长李成尹—首尔中央地检第三次长检察官宋京浩之间发生的青瓦台公职纪律秘书官崔强旭起诉批准过程,作出上述表述。并分析称,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李地检长是深受政权信任的实权人物。

当然,检察组织的顶点是尹总长。但尹总长因对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一家的腐败调查、“柳在洙监察包庇疑案”调查等接连针对政权的调查,深深招致青瓦台和执政圈的不满。因此,李地检长得以借政权为后盾与尹总长抗衡。也就是说,李地检长虽处于被视为检察系统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但却是能够与一号人物抗衡的“实权第二号人物”。

有评价认为,李地检长是实权人物一事,在上月8日检察高层干部人事结果中明确显现。文在寅总统就任后的检察人事中,李地检长出任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刑事部长。此后以一年为单位,历经大检察厅反腐败部长(原中央搜查部长)、韩国法务部检察局长,升任首尔中央地检长。这意味着除了被称为“四大要职”之一的大检察厅公共搜查部长(原公安部长)外,其余要职他都接连担任,堪称惊人。据说历届检察系统中走过这样履历的人大概仅多一位。

政权如此重用李地检长的原因,被认为是他与文在寅总统的渊源。李地检长在卢武铉总统时期曾被派往青瓦台民政首席室,担任特别监察班长。当时与身为青瓦台民政首席的文在寅总统配合共事。他还是文总统的庆熙大学法学院学弟。因此有分析认为,他被视为“检察官中可以信任托付的自己人”。法律界一位人士称:“有说法称李地检长在青瓦台派驻时期也与文总统家人结缘,金正淑女士很器重李地检长。”

这也是为何有分析认为,李地检长虽仍为检事长级,却已被内定为下届检察总长。目前检察系统有9名高检长级人士。也就是说,除检察总长外,职级高于李地检长的检察官还有9人。其中与李地检长同期的司法研修院第23期有5人,也有1名后辈司法研修院第24期。特别是9人中有5人在上月8日人事中晋升为高检长。尽管如此,考虑到李地检长华丽的履历和现有位置,法律界对他是领跑者似无异议。

本届政权已有将检事长级的首尔中央地检长擢升为检察总长的先例。那就是尹总长。这在两点上属于异例。首先,检事长未经高检长直接成为检察总长。检察史上从检事长直接升任总长的先例,除1981年检察总长郑致根外别无他例。第二,首尔中央地检长直升检察总长。李明博政府时期,时任首尔中央地检长韩相大被擢升为检察总长是唯一一例。

因此有预测认为,本届政权也不会在意再次让首尔中央地检长直升检察总长。依据同样是尹总长。文在寅总统2017年5月任命尹总长为首尔中央地检长时,将该职位由高检长级改为地检长级。这是把2005年升格为高检长级的职位又调回原位。青瓦台表示:“考虑到首尔中央地检长升格为高检长级后,在政治性案件调查中一直被批评看任命权者的眼色。”然而去年却让时任地检长的尹锡悦直升检察总长。对此不断有人指出,这是自己立下“政治中立”原则又亲手推倒的做法。

考虑到李地检长这样的存在感,多数预测认为他今后的动向也不会平静。与一线干部的摩擦也很可能持续。据悉,上月29日尹总长主持的大检察厅、中央地检干部“蔚山地方选举干预被告发案件处理会议”上,李地检长也以需要传唤调查黄云夏、白元宇与朴炯哲对质讯问、追加搜查扣押为由,主张推迟起诉。据称参加会议的其他干部多数反应认为,考虑到对即将到来的国会议员选举的影响等,追加搜查扣押的主张实在难以接受。因此,普遍怀疑李地检长并非提出合理主张,而是在“为反对而反对”。

一线干部之间对李地检长是否持续与韩国法务部或青瓦台协调意见和方针的疑虑也尚未消除。据称,上月22日晚首尔中央地检调查组向李地检长呈报崔秘书官起诉的批准文件后,李地检长在地检长办公室与某人长时间通话。另据称,他在晚上10点20分左右离开办公楼,午夜时分又返回,向调查组下达了“去协调崔秘书官的传唤日期”这一意思的指示。李地检长与谁通话、离开办公楼时做了什么,尚不为人知。

也有观测认为,若李地检长与尹总长之间不断出现裂痕,尹总长将难以坚持。检察人事权在总统手中,因此尹总长对李地检长可用的牌只有监察。但即便监察结果发现问题,惩戒权在韩国法务部长官手中,同样缺乏实效。也就是说,李地检长对抗或抗命尹总长、检察权威难以确立的情况可能持续发生。有分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政圈发起攻击、青瓦台发出不信任信息,尹总长可能会走到必须就去留作出决断的局面。

不过也有预测认为,即便李地检长今后有反对等独立动作,也将通过检察内部的决策体系得以化解。有分析认为,正如此次通过检察厅法规定的总长指挥权实现对崔秘书官的起诉、通过尹总长主持的干部会议实现选举干预疑案的起诉一样,最终能够通过合法程序得出结论。一位检察干部表示:“检察内部有数十年打磨出来的决策体系”,“即便存在部分反对,也能通过它达成共识(集体一致),按情理处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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