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法院此次判决由全员合议体出面首次界定滥用职权的范围与标准,预计将对此前适用滥用职权嫌疑的国政干政、司法干政等案件审判产生直接影响。由于不仅要证明滥用职务所定权限,还须证明对方是否做了并无义务做的事,有观点认为今后检方将难以像现在这样轻易适用滥用职权罪。
滥用职权罪此前因举证严苛,各下级审法院的解释不尽相同。刑法第123条的滥用职权妨害权利行使罪规定:“公务员滥用职权,使他人从事无义务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权利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10年以下资格停止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但围绕各条款的解释,一线审判部的判断也每次都有分歧。
韩国大法院此次在判断黑名单案件的滥用职权嫌疑时强调,即便滥用了职权,也须证明是否使他人从事了无义务之事,才能适用滥用职权罪。首先,法院认定前室长金某指示青瓦台参谋和文化部公务员排除对黑名单对象的支援属于滥用职权,构成有罪。因该指示,文化部下属机构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电影振兴委员会、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所属职员实际排除支援,也属滥用职权,判为有罪。
但法院认为,下属机构职员随时向上级报告进展情况并送交各类名单的行为属于公务员固有业务范围,难以断定为使其从事无义务之事,故决定撤销发回重审。按既有判例,只需判断是否滥用职权即可适用滥用职权罪,而今后还须证明公务员滥用职权使他人从事了并非其义务之事。
韩国大法院指出:“行政机关的决策与政策执行通常经与其他公务员、部门、相关机构等协作完成”,“在此种关系中,听取对方请求并表明自身意见或予以协助等回应请求的行为,除有特殊情形外,不能断定为法令上无义务之事。”
随着韩国大法院对滥用职权罪提出新标准,预计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正在审理滥用职权案件的下级审审判部的判断。前总统朴某在“三星集团受贿”案中,滥用职权嫌疑与其他嫌疑一并适用。因涉嫌动用公务员处理Das在美国诉讼而被起诉的前总统李某,一审滥用职权嫌疑获判无罪,但因检方上诉正在接受二审。
被指滥用司法行政权的前最高法院院长梁承泰,也因通过法院行政处对一线法官进行背景调查而以滥用职权嫌疑被移交审判。现政府人士中,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因涉嫌压下对前釜山市经济副市长柳在洙的监察而以滥用职权嫌疑被起诉。不过韩国大法院本月初对因所谓“检察官徐智贤报复性人事”在一审、二审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实刑的前检察长安泰根的滥用职权嫌疑,已作出无罪意旨的撤销发回决定。
从检方立场看,每逢新政府成立便被用作“清算积弊调查”工具的滥用职权罪,其地位预计将大幅缩小。分析认为,此前检方在侦办重大权力型腐败时,会先以滥用职权嫌疑拘留嫌疑人再追加相关嫌疑,而今后因滥用职权罪难以举证,很难从审判部争取到重刑。也有人指出,法院是否为应对涉及滥用司法行政权嫌疑的法官们今后的审判,而将滥用职权罪的适用标准改得更为严苛。
一位曾任部长法官的律师表示:“以往只要有滥用职权的证据便可直接适用滥用职权罪,但今后须证明因滥用职权使他人从事了并非义务之事,检方举证不会容易”,“尤其是政权更替后作为对前政权人士政治报复手段而被使用的滥用职权罪,其出现比重预计将大幅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