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垃圾危机”。今年起,首尔、京畿、仁川等首都圈地区正式实施“首都圈填埋场进场总量制”。以从量制垃圾袋排出的生活垃圾必须比两年前减少10%(约7万吨)。若违反规定,从明年起须按超出部分缴纳两倍以上的进场手续费。虽然必须减少各家庭排出的垃圾,但现实中并不容易。在单人家庭增加和外送服务激增的推动下,垃圾排放量反而在增加。从下月6日起,首尔市还将试点实施把废塑料膜和无色透明废塑料瓶与其他可回收物分开投放的“分类投放制”。
因环境问题引发的国际争端也日趋尖锐。自2018年起中国和东南亚禁止进口塑料废弃物,向海外输出也变得困难。此外,非法出口到菲律宾的6500吨废弃物受到当地环保团体谴责,甚至让韩国在国际上丢了脸。
以“环境”为关键词研究城市可持续性的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李泰东30日在新村延世大学研究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必须从生产阶段就考虑回收再利用来制造产品,并建立能让再生产品顺畅流通的市场”,“居住大量人口、消耗大量资源的城市应发挥资源循环的中枢作用”。李教授接着强调:“环境问题不仅属于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也属于如何分配与协调价值和资源的政治外交领域”,“跨越国境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现在正是应在政治外交领域积极应对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时候”。
——政治外交专业出身却关注环境问题,颇为特别。
△大学在读时的1995年前后,我参加了名为韩日学生会议的国际联合社团。当时那是以韩国和日本应如何应对源自中国的沙尘问题为主题成立的学术社团,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不仅关注选举、政党等传统政治领域,也关注环境问题,这一点非常有趣。于是我进入首尔大学环境大学院攻读硕士。
——把废弃物等环境问题用政治学的方式来切入,这种思路很陌生。
△看看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就容易理解了。海洋垃圾、雾霾等威胁我们生活的环境问题,靠单个国家出面无法解决。也就是说,大部分问题必须通过国家间合作来化解。以源自中国的雾霾问题为例,安装集尘设施等科学技术手段是第一层面的可行办法,但仅靠这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既是国家间问题,就须通过政治外交来解决。环境问题虽属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但也要从如何分配价值与资源的角度切入。归根结底,是由构成共同体的人以及这些人建立的组织和制度来决定的。我相信在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中,“环境政治”也将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难题。
——在环境政治学领域应该做了不少研究,能否介绍最近的研究成果。
△我们以“岛屿能源转型(Island energy transition)”为主题研究了夏威夷的案例,相关论文刊登在能源与燃料领域前5%的学术期刊《可再生与可持续能源评论(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上。夏威夷因岛屿的特殊性,电力和燃料价格非常昂贵,因为能源必须从外国或阿拉斯加进口。很早就认识到防止全球变暖和保护生态系统重要性的夏威夷州政府,发布了到2045年将新再生能源比例和电动汽车普及率提高到100%的政策,并分阶段推进路线图。其思路是通过风力、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而核心在于储能装置(ESS)。我们研究团队做了聚焦于ESS而非能源来源的实验。这源于“把电动汽车当作移动电池来用会怎样”的设想,即开着装有光伏发电装置的电动汽车上班,白天车上安装的ESS就会充电。而且不止于此,回到家后还可把电动汽车产生的电能充入自家的ESS。以夏威夷为例,晚上7点电力消耗达到峰值,采用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峰值管理”,进而实现自家发电,也就构建起分布式自给自足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废弃物与能源、气候问题等可一并解决。由于属于政策领域,地方政府层面的投资和体系建设非常重要。
——这对韩国似乎也颇有启示。
△济州岛虽然有智能电网系统,但局限在于运行较为分散。韩国有250个有人岛,若套用夏威夷的模式,我认为可以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去年底作为与Future Consensus Institute和延世大学的共同项目,发布了以可持续环境为主题的报告。
△报告题为《可持续城市资源循环战略研究:城市塑料资源循环经济案例》。核心内容是,要通过资源循环战略提升城市的可持续性,需要4R战略。即“Reduce(减量)”“Reuse(再使用)”“Recycle(再回收利用)”“Recovery(回收能源)”,以城市为单位实现4R非常重要。若把横轴视为4R,纵轴则设为政策—生产—消费—新产业,需要按共16个单元格进行精细化切入。
——请详细说明面向可持续城市的4R战略。
△用倒金字塔来看就容易理解。4R并非同等重要,而应最先从减量即减少垃圾做起。因为这是最初的阶段,也能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效果。其次是再使用,即在物品原有性质未改变的状态下由他人使用。我在美国留学时从没买过孩子的衣服,因为在二手店就能找到需要的东西。我不需要但别人需要的东西,在连接二者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新产业的机会。再回收利用即recycle,指的是固有性质或形态发生改变。最近出现了以废塑料为材料制作包或衣服等多种尝试。在这样减量、共享、再回收利用之后仍剩余的资源,可以焚烧作为热能利用。
——减少垃圾还须消费者意识的提升。
△随着单人家庭增加、外送市场扩大,垃圾处理问题日益突出。这是包装材料增加后自然产生的问题;咖啡馆被强制要求用马克杯代替一次性杯后,即使麻烦也随身携带随行杯的人增多,去超市购物时自带购物袋,都属于这一脉络。不过,与只聚焦于监管相比,更应贴合现实进行设计并有效实施。此外,为使企业从产品生产阶段就考虑4R,“胡萝卜加大棒”式政策的作用也很重要。目前虽在运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但还需建立能以更长远视角切入的基础设施。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色似有不同。
△中央政府搭建监管的基本框架,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尤其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非常重要。没有人喜欢废弃物或垃圾。原则上,自己产生的废弃物能由自己处理最为理想,但这很难。协调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利害关系,应是中央政府的角色。
——海外有值得参考的城市资源循环案例吗。
△大体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流程,荷兰阿姆斯特丹是自下而上解决的代表性城市。阿姆斯特丹市当局就建筑垃圾和食物垃圾问题,由市政府与大学、研究所、市民团体、企业和普通市民聚在一起展开讨论。因为大家都认同这些领域最为紧迫且能最大化成效。在食物垃圾方面,制定了减少有机残余物并把它再利用为动物饲料、生物燃料、生物塑料的项目。市政府建立了分类回收体系,并向城市内填埋区域的43万户家庭和食品加工厂提供了食物垃圾分类回收手册。据推算,由此在农业及食品加工领域产生了约1200人的就业效果,因饲料进口减少带来的收益也不小。建筑废弃物则是运用再使用和再回收利用基本理念的案例。从最初设计就以模块方式结构化,便于拆分,从而可以方便地再使用或再回收利用。此外还推行了“材料护照(Material Passport)”,即为建筑所需全部材料制作护照以管理其生命周期的制度。到2040年计划在港口地区建设7万户住宅,在此过程中引入这种建筑政策,预计可带来约3%的生产率提升和700多个岗位的创造效果。阿姆斯特丹模式的意义在于,地方政府提供能够发生创新的平台,也就是一种“游乐场”,而实际的创新则由当地各类参与者自发、自由地沟通并制定行动计划来完成。
——还有与阿姆斯特丹方式不同的城市资源循环案例吗?
△我们还一并研究了日本北九州和中国天津,亚洲大多是自上而下。以北九州为例,政府以半强制方式让企业承担公害处理费用,结果改善了极其严重的大气和水质污染。这些成果被海外知晓后,还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机构获得了有意义的奖项,并赢得“环境首都(environmental capital)”的美誉。尤其在日本首次系统地制定并执行3R政策这一点上引人注目。第一阶段(1997年至2002年)主要聚焦于再回收利用(Recycle),第二阶段(2002年至2010年)主要聚焦于再使用(Reuse),第三阶段(2010年至2017年)则主要着重于减量(Reduce)。韩国此前更接近日本式的自上而下模式,今后看来需要思考自下而上的模式。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有人指出需要能协调各部门利害关系的指挥塔。
△首先,有必要积极利用去年成立的总统直属泛国家机构国家气候环境会议,以及隶属总统的咨询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环境问题并非单纯某一个部门或特定地方政府的问题,因此需要系统构建治理架构,并明确各自的责任与角色。但事实是,至少在环境问题上,至今仍看不到能绘制整体蓝图、设定方向并加以执行的治理机制。欧洲和美国在强有力政策基础上确保新产业动力、支持地方试验的治理组织正在运转,我们也应密切关注这一趋势。
——作为大学教授,想必也很重视教育的作用。
△是的。为解决环境问题,新技术开发固然重要,但如何开展能培养市民意识的环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所幸随着环境问题受到关注,中学生和大学生接受环境相关教育的机会正在增加。从小认识到环境的珍贵并付诸实践、培养市民意识,其重要性不亚于政策领域。/论说委员 郑敏贞 jmi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