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资深、灰色、新活跃族……
这些都是近来反复被听到、被读到的词汇。0.88这一前所未有的超低生育率,加上逐年提高的预期寿命,使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快地进入老龄社会。过去我们凭借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享受了经济增长的额外收益(“人口红利”时代),今后则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消费萎缩、增长放缓的“人口负债(demographic onus)”时代。特别是在老年人口达到1000万人、超高龄社会近在眼前的当下,要求以完全不同的范式制定经济、社会制度、法规、惯例、文化等政策并加以应对的呼声日益高涨。
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激增
据Statistics Korea分析,由于严重的低生育率,韩国总人口预计在2028年达到5194万人的顶点,自2029年起将正式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7年为73.2%,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水平,但随着人口减少速度加快,预计到2060年将降至48.0%,成为最低水平。
尤其是占总人口14.3%的婴儿潮一代(1955~1963年)大批退休的今年(2020年)起,劳动年龄人口预计每年将骤减33万人。此后,占总人口12.1%的第二次婴儿潮一代(1968~1974年)相继退休,劳动年龄人口锐减的同时,被抚养人口也将激增。随着老年人口激增,2005年为8名劳动人口抚养1名老人,2020年为4名抚养1名,到2050年将由1名抚养1名,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15~64岁×100)预计将大幅上升。
老龄化成为社会与经济的重大变量
老龄化超越了个人层面的家庭矛盾,成为引发社会与经济巨大变化的因素。
第一,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年龄段人口减少后,消费类型和产业结构等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
第二,医疗费等社会负担增加。老龄社会现象历经百余年逐步推进的欧洲发达国家,已分阶段扩大和完善了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我们由于急速老龄化准备不足,今后的变化可能带来巨大冲击。
第三,代际矛盾加深。除了已成为社会问题的老年群体贫困问题外,随着抚养负担加重,年轻一代与老年一代之间的矛盾也将加深。
应将资深群体视为经济政策的主要对象,并制定利用方案
要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让我国经济延续增长势头,首先需要顺应时代潮流重新界定老龄化。被称为高龄人口的老人,其概念和年龄标准历来因国家和社会而略有差异,在国家政策层面被作为确定就业、福利、保险、养老金等受益标准的法律概念使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为65岁,联合国(UN)定为60岁以上,均反映了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如今预期寿命100岁的时代即将到来。比起“高龄者、老人”这类用语,具有年龄中立含义的西式表达“资深者(Senior)”被广泛使用。Senior是相对于Junior的概念,意为“拥有长期经验的专家”,在全球通用。它是以50多岁为中心,并广泛涵盖为未来老年做准备的40多岁群体的年龄标准。指退休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一代的新词“活跃资深者(Active Senior)”,也是反映社会变化的说法。
我们社会如何定义和规范资深群体、如何看待并发挥他们的作用,是面临超高龄化的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政府迄今一直把资深群体视为进入需要照护的老年阶段,即社会福利政策的支援对象。近来退休后重新进入劳动市场的资深群体不断增加,但这被视为个人的自主选择,并未作为经济政策的对象加以考虑,因此政策化的动向并不明显。
然而,健康与教育水平高于过去老年群体、更具活力倾向的第一、第二次婴儿潮一代,预计退休后将开展多样的经济活动。政府必须推行与以往不同的资深群体政策。为应对急速老龄化,应将资深群体视为经济政策的主要对象,并制定各种利用他们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方案。当然,仅靠政策是有局限的。民间与公共部门应共同努力,转变社会以及资深群体自身对老龄化的认识,改变老龄化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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