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朴在完看到就业者增加的统计数据,用了“就业大丰收”的说法。舆论批评这是不了解艰难就业现实的言论,政界也随之加入,尤其是执政党严厉指责。
今年年初,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也说过“就业成功实现V字形反弹”这种脱离现实的话,但执政党中无人对此提出批评。文在寅总统去年年末也表示“就业的数量和质量都呈现明显的恢复趋势”。进而,文总统与政府相信这种“就业恢复”是政府就业政策取得的成果。因此,为了制定针对统计中例外出现减少的40多岁人群的追加对策而忙碌不已。
政府的这一判断本身就不正确,而政府创造岗位这种本末倒置的对策只会放大副作用。从20多岁青年层的情况看,大学毕业生和学生就业指导人员大多感到就业门路更窄,实际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招聘规模也比往年减少。青年层的扩展失业率自2015年编制相关统计以来升至最高值,原因是许多青年从事政府短期支援项目或短时兼职工作。
30至50多岁整体也存在问题。从排除人口增减效应的男性就业率看,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分别下降0.7个百分点以上。只不过30多岁因女性社会参与扩大的趋势,男女合计就业率有所改善;50多岁则因人口增加,实际糟糕的就业状况未能显现。
因此,若扣除由政府主导的就业项目所形成的60岁以上就业增加,实际就业几乎没有增长。按产业看,投入政府资金的保健及社会福利行业增加,而民间的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则减少。
如今必须转变主客颠倒的政府就业政策方向。首先,不应再扩大以财政直接创造岗位的项目。老年就业项目大多是每周15小时以下的工作,却年年扩大,今年已增至74万人规模。包括青年层在内的直接就业项目人数为94万人,如此增加的就业者数字究竟有什么意义,令人质疑。为提供支援而勉强挖掘出来的岗位,也无法让人产生自豪感。
政府应集中于营造可以工作的环境。例如,通过建立工作与家庭并立的制度曾使女性就业者增加,如果进一步扩充国立公立育儿设施,就能提升甚至落后于日本的女性就业率。
要增加民间创造的岗位,就必须解除束缚民间企业手脚的措施。最近正在推进实质上使Tada业务难以开展的立法,这将威胁目前在营的500名员工和数千名司机的岗位。即便不考虑对出租车行业的负面影响,也应考虑其创造就业的正面功能,使新领域的创新成为可能。
每周52小时工作制这类劳动监管也应适当改善。最近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理事长指出“如果连研究领域也设定每周52小时的工作限制,大韩民国就会垮掉”,这一点有必要认真倾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曾建议为创新而放开准入监管、扩大劳动市场的灵活性。
从根本上说,只有民间投资复苏,岗位才会增加。应在坦诚认识到收入主导增长政策和最低工资上调阻碍了投资、并最终影响了就业这一点的基础上,推行激活民间经济活力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