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26 | 이현호 기자

[瑞草洞喧嚣]检察改革已完成?……不分离情报与侦查,只会助长“警察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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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执政党作为检察改革一环推动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设立以及检警侦查权调整已跨过国会门槛。自7月起实施后,检察机关原有权限将缩减,相反警察权限则显著增强。

警察将立即摆脱检察机关的侦查指挥,获得侦查终结权。公调处将拥有对高级公职人员的优先侦查权以及对法官、检察官的起诉权。可以说,法案所主张的检察机关“权限分散”宗旨具备了实现基础。

然而专家们异口同声地指出,现政府所推动的检察改革存在问题。普遍看法是,随着检警侦查权调整法案在国会通过,警察名副其实地同时掌握情报与侦查职能,重生为庞大的权力机构。这也是外界担忧削弱检察机关力量反而会助长警察机构膨胀的原因。

一位部长检察官出身的律师批评称:“姑且不论可能引发违宪争议的法律条文,若对作为权力机构新支柱崛起的警察和公调处缺乏应有的制约,只会催生新的改革对象。”另一位次长检察官出身的律师表示:“刑事司法的混乱不可避免”,“如果每逢关注度高的案件,两个机构就竞争性地发出不同声音,将直接导致国民对刑事司法体系的不信任。”

对于权力机构间相互制衡、分散集中权限的“削减检察机关权限”这一名义,没有人反对。国民的期待如此之大,也成为政府和执政党在野党反对之下仍能强推相关法案的力量。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人指出这是为了给针对青瓦台的检察机关侦查权踩刹车而下的险手,实际上许多国民也对此有同感。尽管如此,因检察改革的名义更为有力,法案得以通过,接下来还剩下为正确落实而制定具体施行令以及相关机构间协商的过程。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应当先行的推进课题。青瓦台和执政党对这类指摘也表示认同。民间社会早已发出担忧警察机构膨胀的警告。

文在寅总统曾表示:“由于侦查权调整存在警察权力膨胀之忧,因此需要自治警察,侦查权调整应与自治警察一并一次性完成。”担任共同民主党检察改革特委委员长的最高委员朴柱民也表示:“警察改革当然也要进行。今后让侦查与起诉更加彻底分离是剩下的课题”,“还必须建立防止警察滥用、误用权限的安全装置。”包括文总统在内,政界也形成共识:为控制扩大后的警察权限,警察改革必不可少。

就此而言,作为文总统大选承诺的“自治警察制”引入本应与此次检察改革法案并行推进,却被遗漏。自治警察制是将中央政府的警察权分散到各地方,由地方自治团体负责警察的设置、维持与运营的制度。其宗旨是除检察机关的司法控制之外,居民主导的监督装置也必不可少。

2018年6月政府发布的《检警侦查权调整协议文》同样确定侦查权调整与自治警察制并行。将警察分为国家警察与自治警察,侦查业务由警察厅长监督之下通过国家侦查本部进行指挥、监督的《警察法》全面修订案也已在国会提出。遗憾的是,青瓦台与执政党只专注于削弱检察机关权限,该法案在国会处于沉睡状态,甚至未进入法制司法委员会审查阶段。

一位警察出身的律师尖锐指出:“国民期望的人权型侦查,是要求对侦查机关实现完整的控制,而不是打压检察机关或警察中的任何一方就能解决”,“已过任期中点的文在寅政府能否在剩余任期内完成警察改革,令人怀疑。”

尤其有不少意见认为,作为警察改革的第一步,当务之急是阻止掌握情报、行政权限的警察高层介入案件侦查。

能够广泛掌握公务员动向乃至底层民意的情报警察,其作用对掌权者而言是无法舍弃的牌。事实上,在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任期内,因情报警察介入选举与政治,包括前警察厅长在内的警察高层接连被送上法庭。

因此专家们的共同意见是,只要不将警察的情报职能与侦查职能分离,情报警察问题就无法解决。例如,曾经历纳粹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问题的德国,于1950年新设明确规定警察与情报机构分离的《宪法保护法》,将国家情报职能分为BND(海外)与BfV(国内)。美国也将情报职能分散于FBI与CIA、各联邦调查机构和地方警察。

现政府上任后情报警察问题凸显的原因很明确。随着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的国内情报部门被撤销,青瓦台对情报警察的依赖度日益增大。从政府立场看,在人事审核、重要政策发布等之前若没有国内情报,可能造成政策误判,最终只能选择情报警察。最直观的是,近来警察高层人事中情报警察被大举重用,警察内部也出现不少担忧之声。就在最近检察机关人事过程中,情报警察收集检察机关高层官员风评引发违法争议,最终检察机关展开了强制侦查。

一位检察长出身的律师表示:“说要改革权力机构,结果司法警察分离、废除情报警察等警察改革内容被悄悄剔除,只有削弱检察机关变成了现实”,“如果借检察改革之名造出警察共和国,是出于总选之前延长执政的梦想,那么只是时间问题,必将受到惩罚。”

更大的问题在于,人们担忧这种对情报警察膨胀避而不谈、加以偏爱的倾向。在警方来源情报被扭曲的可能性增大的情况下,青瓦台却自行切断了能够核验这些情报的多条情报线。过去除警察情报之外,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国内部门情报、检察机关的犯罪及动向情报、机务司情报等都会上报青瓦台。青瓦台通过交叉核对各机构上报的情报来检验可信度。

然而在文在寅政府时期,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国内部门实际上被取消。检察机关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运营犯罪情报科。机务司也改名为安保支援司,职能大幅缩减。于此之下,青瓦台方面只能依赖警察情报,这就是现实。

政府内部也出现担忧声音。有意见指出,不是检察改革而只是缩减检察机关权限,只有同时建立起控制随之扩大的警察权力的装置,才是对权力机构真正的民主控制。政府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因专注于检察改革,警察改革迟了”,“必须尽快分离膨胀的警察权力尤其是情报警察,像美国FBI那样,设立将国家情报院国内部门与情报警察整合的新机构,用作制衡检察机关和警察乃至国家情报院等的装置,也可以是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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