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24 | 김경미 기자

[视频]公调处?侦查权调整?文在寅的检察改革为何遭批评[Some Orig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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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间,韩国常被称为“检察共和国”。因为从身边的小案件到总统腐败等震动整个韩国社会的大型丑闻,所有案件的起点与终点始终都有检察机关的身影。但今后这一格局有望有所改变。盗窃、赌博、家庭暴力等所谓“民生犯罪”将主要由警察而非检察机关处理,涉及政界人士、高级公务员、法律界人士的权力型腐败与贪腐,则交由将新设的公调处,即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也就是把此前集中于检察机关的权力和职权分散到三个机构,建立起相互制衡的机制。文在寅政府的检察改革,指的正是这样的变化。

但对这一变化,有人鸣放礼炮,也有人强烈反对。支持检察改革的人认为,随着曾拥有“无所不能”权力的检察机关力量被削弱,可以防止检方长期以来所为的△放水式侦查△护着自家人△侵犯人权等问题。反对者则批评称,政府是为了拥有一个合自己口味的司法机关而抽掉检察机关的力量。他们质问,这难道不是要打造像旧苏联KGB那样在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国家秘密警察”组织,从而量产“政权的忠犬”吗?看待检察改革的目光为何如此分歧呢?

■号称要严惩高级公职人员的公调处,为何引发“怪物司法机关”的担忧?

“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英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家约翰·阿克顿(John Dalberg-Acton)勋爵在1887年写给圣公会主教的信中留下的这句话,在韩国主要被用作攻击检察机关的言辞。文在寅政府的检察改革同样把重点放在解构检察机关所拥有的绝对权力上。现政府为检察改革准备的制度性装置大致有两项,即被称为“公调处”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新设,以及检警侦查权调整。

2019年12月30日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将于今年内新设的公调处,是专门负责对权力型腐败进行侦查与起诉的机构。从总统到国务总理等副部长级以上政务职公务员、国会议员、广域地方行政首长与教育监、军官、法官与检察官等高级公务员是主要侦查对象,若他们实施△不履行职务△滥用职权△泄露公务秘密△受贿△公开嫌疑事实等与职务相关的犯罪,今后将由公调处而非检察机关进行侦查。

新设公调处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所谓“政治检察”的问题。此前检察机关一直被批评:对活着的权力,即对政权不利的案件,既隐匿证据,也缩小侦查。前总统李明博在与“BBK事件”相关的各项疑点中全部被认定无嫌疑,就是典型一例。相反,对部分人士也有过是否侦查过度的质疑。也就是说政权把检察机关当作打击政敌的手段。此外,所谓手臂往里弯,对自家人(检察机关)格外温情的侦查也被指为问题。也就是说,公调处的诞生,可以视为要取代那个虽握有强大权力、却因案而异像翻掌一样改变态度的检察机关。

正因诞生过程如此,公调处的政治中立性与独立性必须得到坚守。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反驳此次检察改革的声音。新设立的公调处真的能够维持政治中立性吗?

首先,围绕公调处处长由总统直接任命这一事项,有人指出公调处从出生起就只能是亲政府的。也就是说,只处理对现政权有利的案件、把不利案件直接掩埋的“放水”式侦查可能重演。检察改革的赞成派主张,在推举公调处处长候选人的过程中在野党可以充分行使否决权,因此在维持独立性上毫无问题;反对派则反驳称,推举候选人的委员会同样很可能由亲政府人士构成,因此守住中立性是不可能的。

更具体来看,公调处处长是由7名委员组成的公调处处长候选人推荐委员会中6名委员同意的2名候选人中,由总统任命。委员会成员由△法务部长官△法院行政处处长△大韩律师协会会长△执政党推荐委员2名△在野党推荐委员2名等构成。执政党方面主张,在野党推荐委员多达2名,且多数委员处于中立位置,亲政府候选人完全可以被筛掉;在野党方面则强烈反对,称法务部长官和法院行政处处长事实上由总统任命,与执政党人士无异,虽说有2名在野党推荐委员,但正如此次4+1协商体(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与在野的正未来党、正义党、民主和平党、替代新党组成的协商体)所显示的,连这2人也很可能由亲政府人士构成。

其他侦查机关在侦办案件过程中若察觉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等情形,必须立即将该事实通报调查处的规定,即所谓“侦查通报义务条款”,也引发争议。换言之,检警一旦察觉权力型腐败就必须告知公调处,执政方主张这是为了防止重复侦查,但该条款被滥用的可能性相当高。如果出现亲政府的公调处,就可能在侦查初期把对政权不利的案件拿走,草草侦查后加以掩盖。因此在公调处新设法案讨论之时,检察方面也曾发声要求必须删除这一“毒树条款”。

把法官、检察官纳入公调处侦查对象,可能威胁司法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独立性,这也是不安因素。加之公调处并非隶属政府部门的机构,而是总统直属的独立机构,事实上也难以受到国会制衡。也就是说,它可能作为调查司法机关的“超级甲方”凌驾其上,取代检察机关,甚至成为比检察机关更甚的怪物。

■手握独立侦查权的警察,能守住“政治中立性”吗

检警侦查权调整同样把重点放在削弱检察机关力量上——把检察机关此前独占的侦查权与起诉权拆分,分别交给警察与检察机关。废除检察机关的侦查指挥权,赋予警察侦查终结权,从而让警察拥有独立侦查权;如此一来两者关系趋于对等,可以相互制衡与监督。

更具体来看,此前警察侦办的所有案件都必须移送检察机关,而今后警察判定为“无嫌疑”的案件,警察可以自行终结。此前一些民众即使在警察阶段获得不起诉(无嫌疑)意见,也要在检察机关重新侦查后才能摆脱嫌疑,今后这种双重侦查将消失。

但问题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警察。如果明明存在嫌疑的案件被警察以“无嫌疑”终结,反而可能出现更多蒙冤者。仅看去年轰动社会的“Burning Sun”事件,警察对被称为“警察总长”的尹某总警完全没有适用受贿嫌疑等罪名,引发了放水侦查的争议。

尤其在警察能否守住政治中立这一点上,民众的不信任很深。因为警察此前已多次进行迎合政权的侦查。出现高压侦查与伪造问题的华城杀人案、在侦办现政府核心人物时陷入毁灭证据与放任疑云的“Druking”事件、引发“青瓦台下令侦查”争议的蔚山市长选举干预事件等都是典型例子。警察在80年代依附军部独裁、以“国家警察”身份凌驾社会的记忆实在可怕。当然也可能有人批评说检察机关和警察一个样。但警察组织人数超过10万人,比约2000人规模的检察机关大50倍以上,而且离我们的生活近得多,因此对侵犯民众人权的担忧只会更深。

当然,此次改革的支持者主张,为防止警察权力膨胀也准备了多种控制装置。例如,赋予控告人、举报人和受害人在30日内提出异议的权限,以防蒙冤。但由于大多数人不熟悉法律,不安依然存在。另外,像受贿罪这种没有受害人的案件,在警察侦查过程中被直接掩埋的可能性也很大。虽说在警察侦查不力时赋予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的权利,但也有批评指出,这一权利仅仅是“要求”,而且警察即便不响应检察机关的“要求”也没有特别的制裁办法,因此实效性较低。

■检察改革要成功需要“完善”,应更多倾听民意

对此次检察改革的评价确实存在分歧。首先有评价认为,分散检察机关独占权力的方向并没有错。就数十年来一直被讨论的检察权力集中问题终于有了某种收尾而言,也具有意义。但也有很大担忧:检察机关这一绝对权力留下的空位,是否会被公调处与警察这两个全新且更难控制的怪物占据。也有人担心,在三股侦查权力为争夺既得利益而相互角力的过程中,民众的疲劳感与痛苦会加剧。

政府与执政党表示,在检察改革之后还将推进以引入自治警察制为核心的警察改革,防止警察权力膨胀,同时就针对公调处的批评舆论(侦查通报义务条款等)进行追加讨论。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检察改革才刚刚跨过起点。要让这一变化成为对所有人有益的真正改革,我们所有人是否都应更加关注这一问题,盯紧它不要走向错误的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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