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国民税金运营的公营企业,总是被贴上“铁饭碗”的标签。这或许是因为与民营企业不同,相当多公营企业坚持按工龄而非业绩涨薪的年功序列薪酬制,而且给国民留下了似乎畏惧与时代变化相称的创新的深刻印象。
特别是文在寅政府以“零非正规职”为旗号上任后,以公共部门为中心强力推进正规职转换,公共机构的规模日益庞大。在正规职转换的余波之上再加上新增招聘压力,公共机构的定员已超过40万人。人工费支出最近5年间更是激增10万亿韩元,对公共部门经营松散的担忧不断加大。
在此背景下,据悉作为韩国道路公社子公司、全体员工达5100人的韩国道路公社服务公司,去年底向韩国企划财政部申请了公共机构认定。该机构此前以各营业所单独外包公司的形式分散存在,去年7月作为道路公社子公司成立,负责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收费工作。全体劳动者中约70%隶属于近来推选强硬派金东明为委员长的韩国劳总。由全员正规职劳动者构成的公营企业子公司,借助大型劳总的影响力提出了公共机构认定申请。
企划财政部计划在与道路公社主管部门韩国国土交通部协商后,于本月底召开公共机构运营委员会,决定是否认定为公共机构。政府内部氛围是,考虑到业务的固有性等因素,这家子公司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几乎已成定局。
子公司工会希望转为公共机构,根本原因在于对就业的不安。随着高速公路收费系统自动化,对收费人员的需求日益减少,今后若实现完全自动化,道路公社服务公司的员工实际上大部分将不得不失去工作。去年11月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李镐升曾就收费站收费业务称其为“将会消失的职业”,因而饱受非议。这意味着,尽管明知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后工资增长率将受到限制,但对就业保障的忧虑更大。
问题在于,这类情形今后可能扩散到其他为正规职转换目的而设立的公营企业子公司。最近机场公社子公司就有80余名安检人员因待遇不满而集体离职,部分公营企业设立的子公司也出现了类似动向。民主劳总和韩国劳总为扩大势力,也在鼓励子公司员工加入工会。
“公共机构的臃肿化”最终只能转化为国民负担。据公共机构经营信息系统“ALIO”数据,去年354家公共机构的人工费支出为27.7444万亿韩元。与2014年(18.752万亿韩元)相比,5年间增加了10万亿韩元。在政府创造就业的压力下,公共机构新增招聘也持续增长:2017年2万2637人,2018年3万3900人,2019年2万3800人(截至第三季度)。
不仅如此。公务员人数也在快速增加。政府依据“就业政策五年路线图”,计划到文在寅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2022年,将现场及民生公务员(国家职、地方职)增加17.4万人。
如此“扩充体量”持续不断,加之脱核电、健康保险保障性强化对策接连推进,公共机构的业绩也日益恶化。2016年高达15.4万亿韩元的公共机构当期净利润,到2018年骤减至7000亿韩元左右。韩国国内代表性公营企业韩国电力和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在2018年分别出现2080亿韩元、3.9万亿韩元的亏损。预计这些机构去年的业绩比前一年进一步下滑。
当然,公共机构规模扩大本身并非应受指责之事。若能在适当岗位补充和配置必要人力、高效运营机构,也无可挑剔。但明确的是,像南欧或南美那样被逼至破产危机的国家,都有公共部门经营松散这一共同点。专家警告称,既有像消防员那样人力不足的部门,也有不少像许多居民中心那样冗员过剩的地方,如不通过适当的职务分析和规模测算来最大化公共部门的效率,韩国也可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金大一指出:“若按照非正规职转正规职的政府指导方针扩大公共机构规模,最终纳税国民的负担只会加重”,“现在正是应当细致审视人力和人工费支出水平、思考公共部门效率化方案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