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税讨论被比作国际税收领域的“乌拉圭回合”。意思是其冲击国际税收格局的波及效应,足以与缔结乌拉圭回合、借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系启动而重塑国际通商秩序相媲美。与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国家通过扩充专责机构、加强专业人才而全力以赴、有组织应对不同,外界日益担忧韩国在积极应对上存在结构性局限。
谷歌税波及消费品企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导的数字税讨论,核心是所谓的统一方法。即不仅谷歌、脸书等信息技术(IT)企业,智能手机、汽车等面向消费者的跨国制造企业也被视为数字税征税对象。这是所谓“强化消费国征税权”的逻辑,即最终产品被消费、产生销售的国家应取得征税权。如此一来,韩国的Samsung Electronics、现代汽车集团等主要大企业将成为数字税征收对象。以美国保护本国企业的逻辑而把IT企业当作靶子的数字税讨论走向已经发生转变。这也是为何有人担忧“谷歌税”之争已蔓延为“三星税”之争。国际税收领域的一位专家表示:“不能排除滑向最坏情形的可能:三星集团在国内缴纳的法人税被分散到海外,整体税收受到打击,而我国制造企业自身的总纳税额反而增加。”
问题在于,面对这样以实力逻辑撼动国际税收格局的数字税讨论,韩国是否具备能够充分发声的结构性条件。数字税讨论实际上由七国集团(G7)主导。起初在欧盟(EU)主导下美国IT企业成为靶子,美国对此反弹,遂形成美国与欧盟的全面对抗格局。此外,据悉最近连中国也在为美国立场助力。政府一位相关人士称:“中国政府似乎判断,如果只对IT企业征收数字税,阿里巴巴、腾讯等本国招牌企业可能受损。”
数字税战争中韩国发不出声音
夹在主要国家之间,韩国未能充分发声。既因核心讨论围绕主要国家展开,也因政府税制室人力远不足以积极投身全球数字税讨论。所幸最近韩国企划财政部税制室所得法人税政策官(局长级)高光孝被选为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CFA)理事会理事,从而有了向主要国家讨论传递我方声音的渠道,对此评价为幸事。CFA理事会在OECD内负责协调税收政策方向。不过也有人指出,虽然高局长成为CFA理事会理事,但他不仅主管国际税收,还主管国内所得税、法人税和金融税制,实际上难以出席每月举行的OECD会议。政府一位相关人士说:“6至8月OECD工作组会议集中,但那时正是国内一年一度的税制改革工作最繁忙的时期”,“税制室人员能否持续出席OECD会议尚是未知数。”实务应对人力也仅为以书记官为组长的3人小组。
政府内部也有人回想起2017年因人力不足、应对消极而爆发的“欧盟黑名单”事件。当时欧盟以与OECD不同的标准,将韩国列为税收领域不合作地区(避税地),由此引发问题。虽然政府后来采取行动,最终被排除在名单之外,但内部也曾出现降低了国家声誉的反省之声。
专业性必不可少,却每年轮岗
国际税收专业性也难以确保。在OECD这类多边协商机制中,需要与处境相似的其他国家结成联合阵线才能让声音有分量,但有人指出,韩国负责人员每年因人事调动而更换岗位,难以做到这一点。企划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别说主导议题,每次换人都只停留在学习过去讨论过的内容的水平。”因此外界普遍担忧,若不仅扩充国际税收专责人力,还把主管科升格为局级单位,“亡羊补牢”将会重演。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系教授朴勋表示:“不是只要不缺席会议就行,而要常驻并持续与人接触”,“作为小规模开放经济体,韩国与主导讨论的美国、欧洲立场不同,因此应与处境相似的国家结成联合阵线,但这方面完全没有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