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量一年还不到10本。孩子们不读书,父母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儿童图书是为孩子们培育梦想、创造大韩民国未来的事业。直到作为我们未来的所有孩子都能读满五车书,我都会努力做出各种各样的书。”
随着媒体环境的急剧变化,纸质图书出版市场的不景气日益加剧。尤其是除学习参考书之外的儿童图书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行册数持续减少,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潭。据韩国书店组合联合会统计,以2018年为准,韩国国内儿童图书的平均发行册数为2731册,创下1998年以来22年间的最低值。
有一家出版社不屈从于这种贫瘠的环境,三十多年来执着地走着儿童图书出版这条独木路。那就是图书出版社“五车书”。
17日,记者在京畿道坡州出版园区五车书总部见到了金泰镇(81岁·见照片)代表。他实际上是仍在一线打拼的出版人中年纪最大的。虽已年过八旬,金代表仍每天亲自开车,与妻子一起往返30多公里前往坡州园区上下班。虽然不直接参与策划、编辑、营销等具体业务,但如今他仍亲自负责新书的封面设计和文稿校对,还直接参加会议。体力上想必吃力,但金代表说:“就像年纪大了不读书就会落后于时代一样,做书的工作只要懈怠一天,就得不到读者的选择。”他所带领的五车书因对儿童图书出版不屈的热情受到认可,2007年获得图书日国务总理表彰,2017年获得图书日总统表彰。
事实上,金代表在踏入出版界之前,是以广播记者(东亚放送)开始社会生活的。但1975年因东亚日报解雇事件离开新闻机构后,他担任五车书代表三十多年,出版了500多种儿童图书。离开新闻机构后他并没有立刻开始做出版。他因不服解雇而展开抗争,几年后找到的工作是向大企业的承包商供应缝制线。在熟人的劝说下为维持生计而开始,但因收支不划算没能做太久。之后迟迟才找到的工作就是出版。那是1988年,离职13年之后。
金代表说:“当时不仅是其他新闻机构,去企业就业的路也被堵住了。我想,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能做的事情中,最容易伸手触及的不就是出版业吗”,“我觉得可以通过书向国民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决心开办出版社”。金代表苦涩地表示:“当时一同被赶出来的同行记者中有好几位开了出版社,但现在大部分都消失了,只剩下文学与知性社、韩吉社、五车书三家左右。”
五车书最初起步的地方是首尔青坡洞淑明女大正门前的一家印刷厂。当时没有创业资金,就在熟人的印刷厂里租了一小块空间,编辑部1人、营销部1人、会计1人,再加上金代表夫妇共5人,简朴地开始了。即使以当时的标准看,也是小规模的微型出版社。金代表回忆说:“那个年代,各所大学门前都聚集着十几家出版社”,“在政府实行事前审查的年代,我们主要出版那些被打成不良书籍、无法面世的书,起到向大学生传播的作用”。
起初出版社的名字也不是五车书,而是以“青鸟”为商号起步的。五车书这个名字是1968年因统一革命党事件入狱的已故申荣福前教授所取。金代表解释其中缘由:“最初想着要成为受苦受压迫的人们的希望,就想到了青鸟”,“正当觉得青鸟太柔弱时,刚出狱的朋友申荣福偶然来办公室做客,我请他取个名字,他写来了汉字‘五车书’。这取自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男儿须读五车书’,意思是男子汉理应读五车之书。我犹豫了一番,问了儿子,他说不如用韩文写出来更好,于是‘五车书’就诞生了”。
当时从时代背景看,正是小说、历史书畅销的时期。但五车书却罕见地以儿童图书专业出版社为目标起步。五车书出的第一本书是《草笼儿的学步自然课(1988)》系列。这是儿童自然学习读物,翻译出版了海外作家的作品。当时虽不算畅销书,但卖出了相当多的数量。金代表说:“做记者时我就认为,只有从小以科学为基础才能迈向发达国家,因此坚定了在儿童图书中要多出科学书的想法”,“想到当年和我们的孩子一起读这些书的读者如今已是四五十岁,我就很自豪,觉得五车书出的书或多或少为今天大韩民国的发展打下了一点基础”。
儿童图书也有过红火的时期。金代表回顾说:“我觉得学生运动出身的人第一次成为家长的90年代中期,就是儿童图书的鼎盛期。”据说当时书店的儿童图书专区急剧扩大,韩国国内书店首次开始划分幼儿、儿童、青少年展位也是在那个时候。他表示:“当时报纸上介绍儿童图书的栏目能占到两个版面,社会对儿童教育的关心非常大。”
五车书并非只做儿童图书。也出过多部人文类书籍。其中申荣福前教授的编译作品《人啊,人(1991)》和《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人们(1993)》,在当时还登上了畅销书榜。这两本书是申前教授在狱中读后深受感动,出狱后首次在韩国国内通过五车书翻译出版的。金代表回忆说:“当时法顶大师读了这本书后在报纸上写了专栏,它一下就成了畅销书,一天卖出1000册以上。那成了五车书事业的坚实基础。”
对守着出版界三十多年的金代表来说,最大的遗憾是如今的儿童和青少年不读书。他遗憾地表示:“儿童图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小时候养成的读书习惯会延续到成年。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文化的根基。儿童、青少年不读书,就是那个国家的根基在崩塌。”他接着说:“独立运动、4·19革命、5·18民主化运动都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但上一次的烛光革命的中心不是学生,而是40多岁的人”,“这与目前读书的主要读者群是40多岁这一点是相连的。读书的一代总是那个时代的主角,这恰恰是一个证实了儿童、青少年不读书的事件”。
那么,要让孩子们多读书应该怎么做呢?金代表强调“要从教育制度开始改”。他表示,如今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在补习班学习的时间比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还多,因此变成了孩子们即使想读书也没有时间读的时代。他表示:“政府应当把教育政策转向以讨论式课堂为主,让儿童、青少年能够读书”,并承诺“五车书今后也将通过多样的图书,努力让更多孩子能够轻松接触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