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利银行与韩亚银行在韩国金融监督院就海外利率挂钩型衍生结合基金(DLF)事件召开的制裁审议委员会上积极申辩,称将内部控制不力的责任完全归于行长过于严苛。尤其是首席执行官(CEO)亲自出席,由于牵涉内部治理结构风险等因素,制裁力度是否会由重惩降为轻惩备受关注。
据金融界16日消息,友利金融会长孙泰承与韩亚金融副会长咸永周出席了在金融监督院召开的DLF制裁审议会。虽然制裁对象出席并非义务,但制裁审议的惩戒可能对掌门人连任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产生致命影响,因此两位掌门人亲自前来申辩。他们比制裁审议预定时间提前约1小时抵达,着手准备辩论,并在各银行的申辩程序结束前一直留在现场。
据悉,这些银行表达了以内部控制不力为由制裁行长过于严苛的立场。理由是将各银行依法定义务制定的内部控制基准扩大适用于治理结构法进行制裁,缺乏法律依据。他们认为,内部控制基准只是要求制定自身内部标准的指引,难以作为在发生金融事故时连行长一并制裁的依据。载有内部控制失败时可追究CEO责任依据的《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修正案仍在国会搁置中。
据悉,银行还申辩称,CEO并未直接介入销售产品的决策。
此前,金融监督院已向孙会长和咸副会长事先通报了属于重惩的“问责警告”,并要求CEO承担重大责任。金融监督院对金融公司高管及员工的制裁分为注意、警示性警告、问责警告、停职、建议解职五个等级。问责警告以上被列为重惩,一旦重惩确定,该高管不仅无法连任,此后3至5年内还将被限制在金融业就业。近期已确定连任的孙会长,将在今年3月的股东大会上最终确认连任,若在此之前在制裁审议中被重惩,连任将无法实现。咸副会长近期也确定连任1年,但此后角逐会长职位可能受到影响。此外,据悉银行在指出制裁行长缺乏法律依据的同时,还提到已迅速处理DLF事件。即强调承认不完全销售并迅速应对赔偿一事应予以从宽考虑。此前两家银行于15日分别召开DLF赔偿委员会和协议调整协议会,推进自主调整赔偿。韩亚银行依照金融监督院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损害赔偿基准,审议并议决了40%、55%、65%等赔偿比例。友利银行则通过由外部专门委员与WM集团长、合规监察室长、金融消费者保护中心长等7人组成的DLF协议调整协议会议决了赔偿比例。
也有观点指出,如果把银行发生的事故责任全部推给CEO,将难以期待经营层的创新。金融界人士指出:“管理者与行为人的处罚力度不同。一般企业发生挪用、渎职等违规行为时,行为人会受到严惩,但对管理者而言,管理疏忽的责任轻重不是有所不同吗”,“有必要就将管理者与行为人置于同一水平进行惩戒的依据和标准加以思考。”另一位金融界人士则批评道:“部分银行业务出于内部效率考虑,往往在没有经营层判断的情况下以内部集团为单位推进”,“一边要求创新金融,一边又让经营层承担全部责任,那就很难期待源自银行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