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15 | 조권형 기자

尹锡悦逆行"人事流程"?…细看"听取检察总长意见"条款本意与惯例 [瑞草洞喧嚣]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文在寅总统在新年记者会上就“1·8检察高层干部”人事发表了大意为“检察总长向法务部长官提出了违背人事程序的要求”的言论,争议持续不断。由此,相关法律条款的立法宗旨以及以往的人事惯例如何,再次受到关注。

14日,文总统在新年记者会上认定,尹锡悦检察总长所说的“只有法务部长官先做出人事方案并出示,才能就此提出意见”“只有把名单带到第三方场所才能谈”,是“违背人事程序的”。

他接着表示,“我不太清楚过去是否有过这样的事,但如果有过,那就真的是享受了我刚才所说的超越法律的权限,或者权力地位”,“如今世道已经不同,即便内容不公开,检察总长陈述意见以及韩国法务部长官的提请,也应当透明地进行”。

特别是,文总统强调,“侦查权在检察机关,但人事权在长官和总统手中”,“正如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应受到尊重,长官和总统的人事权也应受到尊重”。他还说,“韩国法务部长官给了检察总长陈述意见的机会”。也就是说,这被解读为尹总长因未陈述人事意见,而没有尊重长官和总统的人事权。

这是文总统对以下一系列过程的综合评价:8日,围绕检察高层干部人事方案的检察总长意见听取程序,秋长官与尹总长发生矛盾,最终秋长官省略了意见听取,直接获得总统批准。

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和韩国法务部等方面消息,秋长官7日下午对尹总长表示“请大检察厅做出人事方案给我看”。对此,尹总长表示“请先把韩国法务部的人事方案发过来”。其用意是先看韩国法务部的人事方案后再提出意见。当晚,秋长官方面传话称“第二天上午会把人事方案发过去”。

次日即8日,秋长官告知尹总长“请在上午10点30分前来韩国法务部”。这是检察人事委员会召开前30分钟的时间点。韩国法务部的人事方案并未发出。尹总长表示“不看人事方案就见面,可能成为‘走形式’”,因而没有前往。

此后,尹总长对秋长官表示“请带着韩国法务部人事方案在第三方场所见面”。这次秋长官没有回应。秋长官在韩国法务部等尹总长,下午5点左右进入青瓦台,获得总统对人事方案的批准。

人事发布次日的9日,秋长官出席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批评称,“检察总长提出了‘把具体人事方案带到第三方场所来’这种法令中不可能有、惯例中也没有的要求”。人事发布后,尹总长未表明特别立场。

在总统就此次人事过程作出大意为尹总长有过错的评价后,有人指出应重新回顾检察总长意见听取相关法律条款的立法宗旨以及此前的惯例。相关条款为《检察厅法》第34条第1项,其规定“检察官的任命和职务由法务部长官提请、总统决定。此时,法务部长官应听取检察总长的意见后提请检察官的职务安排”。

首先,要了解检察总长意见听取条款的立法宗旨,须追溯到《检察厅法》修订之时。包含该条款的《检察厅法》修正案,是2003年12月26日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提出的替代方案。查阅当时的会议记录,“(在法制司法委员会法案审查第一小委员会中)有少数意见认为,应重视法务部长官通过检察人事权对检察机关的制衡功能,只要赋予检察总长陈述意见的机会即为足够”。也就是说,反过来解读,该条款的宗旨是不仅给检察总长单纯陈述意见的机会,而是要让检察总长的意见能够得到实质性反映。

从当时制定该条款的前后情形也可推知其宗旨。2003年,前韩国法务部长官康锦实曾试图在没有前检察总长宋光洙意见的情况下推行人事,因宋前总长强烈反对而未果。此后,宋前总长在2003年10月6日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国政监查中表示,“我认为指挥一线检察官、并阻挡外部干涉的总长应当拥有协商权,因此我们以‘作为人事提请权人的法务部长官应与检察总长协商’为宗旨,向韩国法务部提出了《检察厅法》修正案的建议”。

对此,康前长官在2003年10月10日韩国法务部国政监查中表示,“总长说那番话的用意并不是因为没有进行协商。协商是充分进行了的。但那是关于明文化的建议。按照惯例一直在进行协商。”康前长官还在2003年12月11日国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与检察厅的协商)在惯例上得到了充分尊重,因此我认为目前并不急于明文化”。

也就是说,可以解读为:按惯例韩国法务部长官与检察总长一直进行协商,但为防止韩国法务部长官跳过这一环节,才以将协商明文化为宗旨制定了该条款。

据悉,当时法制司法委员会第一小委员会曾研究过“与检察总长合议”这样的表述,但认为若两人各执一端将难以纠正,最终以“听取检察总长的意见”的程度完成了立法。

关于该条款立法后的检察人事惯例,本报采访检察机关前任及现任人事相关人士了解到,通常由韩国法务部拟定人事方案初稿,然后通过韩国法务部检察局长等出示给检察总长并听取意见。在此过程中,韩国法务部长官与检察总长也会直接会面,还有韩国法务部长官、检察总长与青瓦台民政首席三人会面的情况。此外,会面大多在酒店商务室等并非韩国法务部的第三方场所进行。据称,这在前总统卢武铉时期、李明博与朴槿惠总统时期以及本届政府,在大框架上并无不同。

2009年至2011年担任韩国法务部检察局长的自由韩国党议员崔教一表示,“如果说检察总长进了韩国法务部,外界就会认为发生了大案,所以才在第三方场所见面”,“主要是在瑞草洞附近的酒店见面”。

因此,有意见认为,从上述法律宗旨和人事惯例来看,尹总长表示要看韩国法务部人事方案后再提意见、提议在并非韩国法务部的第三方场所会面,很难说是违背了人事程序。也有人指出,秋长官未事先向尹总长出示韩国法务部人事方案初稿,实际上是不是剥夺了尹总长实质性的意见陈述权。即秋长官经由这样的程序、未听取尹总长意见便推行人事,是否违背了法律宗旨。也有人说,秋长官不把韩国法务部的人事方案交给尹总长,却要求做出大检察厅的人事方案来看,这“等于是让评论家写小说”。

还有说法称,此次省略检察总长意见听取的人事,让人想起2017年将尹总长意外提拔为首尔中央地检检察长的那次人事。2017年5月,国民沟通首席尹永灿(53岁)宣布,将时任大田高检检察官的尹总长晋升为首尔中央地检检察长,并将时任中央地检检察长李永烈调任釜山高检次长检察官。当时韩国法务部长官和检察总长均空缺,代行职务的是次官李昌载和次长金主贤。随后,时任富川支厅厅长李完揆通过在检察机关内部网“E-Pros”上发表的文章等,提出了程序上的争议:李次官向总统提请人事是否妥当,以及在此之前李次官是否经过了听取金次长意见的程序等。当时青瓦台表示,“文在寅总统是经代行韩国法务部长官权限的次官李昌载提请后任命的,程序上没有瑕疵”。

另一方面,秋长官与尹总长因此次人事同时成为被举报人。秋长官于9日被自由韩国党以滥用职权嫌疑举报,尹总长于11日被市民团体“清算积弊国民参与联盟”以渎职嫌疑举报。韩国党主张,秋长官“正面违反了规定在检察官任命和职务安排程序中须听取检察总长意见的《检察厅法》”。与此相反,清算积弊国民参与联盟主张,“尹总长抗拒秋长官提交意见的命令,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职务”。

不过,普遍观测认为,不仅对尹总长的调查,对秋长官的调查实际上也难有进展。此外,韩国党认为秋长官通过此次人事违反了《检察厅法》,已提出弹劾诉追案。但从目前国会议席数来看,有评价认为弹劾实现的可能性极低。

考虑到这种情况,秋长官在预计于春节前后推行的中层干部人事中,很可能同样强推此次这样的人事程序。据称,中层干部人事通常由韩国法务部就20至30个主要职位拟定人事方案初稿,出示给检察总长后听取并反映其意见。法律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在普遍预测中层干部人事中侦办政权案件的检察官将因晋升、调任而被瓦解的情况下,尹总长在听到总统此次评价后会以何种态度对待意见听取程序,是观察要点”。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