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14 | 송종호 기자

“不要以模糊监管制裁CEO”…韩国监查院三年前也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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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海外利率挂钩衍生品结合基金(DLF)事件相关的韩国金融监督院制裁审议委员会仅剩一天,金融机构的处罚力度备受关注。金融监督院此前已于去年底向友利金融会长兼友利银行行长孙泰升、韩亚金融副会长咸永周(前韩亚银行行长)事先通报了重处罚。根据金融当局的最终处罚力度,友利、韩亚金融集团的治理结构将不可避免受到直接冲击。在有观点认为不排除部分业务停止处分的情况下,2017年韩国监查院对金融监督院的审计结果再次受到关注。当时韩国监查院指出,金融监督院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金融公司高管和员工作出处罚,或反过来随意减免罚款,实施了“橡皮筋式”制裁。3年过去,至今制裁所需的法律依据与标准依然没有具备。也有批评称,本应防范和管理金融事故的金融监督院,为逃避责任而只专注于处罚金融公司。

据金融界14日消息,16日金融监督院制裁审议会上孙会长与咸副会长也将出席。因为在处罚力度将不可避免冲击友利金融会长连任、下任韩亚金融会长等治理结构的情况下,他们判断需要积极申辩。金融监督院态度强硬。当天金融监督院一位高层人士表示:“处罚可能会影响各金融公司的治理结构,但作为监管当局,监督并承担因不完全销售造成的金融消费者损失这一本职使命更为重要。”

问题在于法律依据不足。3年前韩国监查院通过“金融监督院机构运营审计”结果,要求明确对金融公司及其高管员工的处罚依据,并就罚款免除等事项制定法律依据,但相关法规至今仍未出台。金融监督院也承认尚未具备法律依据。为使在违反或未能妥善遵守内部控制时可追究经营层责任,《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修正案曾被提出,但未能通过第20届国会。金融监督院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哪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能在国会通过,法律标准也能更明确,但这部法律也没通过”,“金融监督院只能在自身可为的范围内实施制裁。”金融监督院认为,《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规定“高管员工应制定内部控制标准”,治理结构法施行令中也明确要求确保内部控制的“实效性”,据此以两家银行未能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内部控制为由,可以作出处罚。

但也有人指出,把要求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的施行令作为制裁依据过于勉强。这并非直接的制裁标准,若据此处罚,将再次违反过去韩国监查院对金融监督院提出的“不得以概括性规定实施制裁”的意见。首尔大学经济学部特聘教授李弼相表示:“如果不把违法行为的程度和水平类型化、具体化,不追究分阶段的责任归属,而是以概括规定一味处罚首席执行官(CEO),企业将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有观点指出,银行销售的产品有数百种,若每次出现问题就对CEO动用重处罚之刀,创新金融无从谈起,只能陷于自保主义。

公平性问题也被提及。李教授指出:“金融当局自己不担责,却要把所有责任都追究到金融公司经营层,这也存在公平性问题”,“为防止今后再次发生,金融监督院公布组织与人力改革方案并承担责任才是应有的步骤。”

另一方面,当天金融监督院院长尹锡宪在垃圾短信系统实施业务协议仪式结束后会见记者,表示将尊重DLF制裁审议会的结论。对银行行长的处罚,可由金融监督院院长在听取制裁审议会“咨询”后专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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