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14 | 김현상 기자

法界称“检方控制条款是形式”,警方称“已备多重制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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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70多年来检警矛盾长期火种的侦查权调整方案在国会通过,警方由此成为同时握有侦查启动权和终结权的独立侦查机关。但法律界和部分市民社会团体仍不消疑虑,担心脱离检方控制的警方会重演过去缩小、隐瞒案件等错误。当然,警方表示即便侦查权调整后,警方侦查仍有诸多控制机制,不存在大问题,同时将切实谋划后续措施,以此为契机推行责任侦查。警方能否通过内外部监督和控制真正建立起公正的侦查体系,将决定侦查权调整方案能否成功落地。

14日,检方和法律界对前一天在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侦查权调整方案纷纷表达忧虑,认为今后对警方不实侦查的控制将无从实现。曾任首尔地方律师会侦查权调整特别工作组(TF)委员的律师事务所Woori代表律师金正哲指出,检方对警方侦查的控制条款实际上只是“形式性行为”。金代表律师批评称:“警方组织比检方庞大,本需控制其权限,但相关控制规定全都止于‘要求’”,“仅靠检方可以要求补充侦查或重新侦查这种程度,对错误侦查无法进行有实效的补充侦查。”其主张是,即便警方侦查中出现侦查权滥用或侵犯人权,检方也无法进行具有强制力的控制。

出身次长检察官的律师事务所Dongin合伙律师李完揆认为,警方获得侦查终结权后,检警对案件的意见可能出现分歧。李律师主张:“行政部门下属的两个侦查机关判断不同,案件当事人不仅会受损,也难以轻易接受结果”,“邻国日本也不由警方对案件作出判断。”此外还有人担忧,在警方移送的案件中,如检方发现无法直接侦查的另案嫌疑,又不能向警方下达指挥予以处理,将出现“死角地带”。同日表明辞意的法务研修院教授金雄(司法研修院29期)强烈批评侦查权调整方案称:“平民更不利,国民更不便,侦查机关的权限被无限扩大。以检察改革之名欺骗国民,最终抵达的地方是中国公安、警察共和国。”

市民社会团体也对侦查权调整方案表示担忧。正确社会市民会议政治室长李玉男主张:“此次侦查权调整方案只专注于削弱检方力量,却盲目给警方加码,令人忧虑”,“为阻断像去年‘Burning Sun事件’那样警方随时可以隐瞒、缩小案件的问题,社会讨论应尽快展开。”参与连带当天也发表评论称:“若对日益扩大的警方权限没有充分制衡或分散,‘警察国家’的噩梦可能重演”,并呼吁尽快推进警察改革。

对此,警方表示将通过双重、三重的内外部控制机制,从根本上封堵不实侦查的可能性。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侦查结构改革团团长李亨世强调:“即便侦查权调整,由于对警方侦查仍有诸多控制机制,警方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侦查和终结。”其解释称,此次侦查权调整方案中已设有对警方滥用权限的控制机制。即便是警方作出不移送终结的案件,检察官如认定违法、不当,也可要求重新侦查;案件关系人也可通过异议申请将案件移交检方。

除调整方案中的控制机制外,警方还决定制定并推进能够消除国民不信任的自主侦查改革方案。首先将引入市民直接参与重要案件审查的所谓“侦查陪审制”。由地方警察厅厅长直属设置的“警察案件审查市民委员会”若在审查后认定警方侦查存在违法、不当事项,可作出重新侦查等必要处置。此外,为提高侦查的公正性和透明性,警方今年起还将引入把受理案件随机分配给侦查队的方案。此前一线警察署按受理顺序分配案件,有人指出只要计算受理日期就能挑选侦查队,该措施正是对此的回应,意在从根本上阻断因外部压力缩小或压下案件的可能性。警方去年10月发布了包含上述内容的《未来愿景报告书》,并已启动细化工作。

警方计划为制定包含法律施行所需具体程序的总统令,与检方等相关机关展开后续讨论。在此过程中,与持不同意见的检方之间的矛盾很可能再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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