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自1954年《刑事诉讼法》制定以来,历经66年终于获得独立侦查权,预计不仅检警关系将重新确立,现有侦查体系也将迎来剧烈变化。警方期待,随着侦查权调整,警察将成为完整的侦查主体,得以进行自主且负责的侦查。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忧,若对警察侦查缺乏监督与制约,将变成“警察共和国”。尤其在制度施行过程中,检方要求重新侦查、警方对令状提出异议等检警角力所引发的混乱似难避免。
◇预计每年可为56万人解除不稳定处境=根据13日通过国会的侦查权调整方案,检方对警察的侦查指挥权被废除,警方则获得初次侦查权与结案权。检方直接侦查范围限定于“腐败犯罪、经济犯罪、公职人员犯罪、选举犯罪、国防事业犯罪、重大惨案等由总统令规定的重要犯罪,以及警察公务员所犯罪行”。作为替代,检方保留起诉权,并拥有对警察侦查要求补充侦查的权力,以及在警方违反法令、侵害人权等滥用侦查权时要求纠正措施和惩戒的控制手段。同时,若检察官无正当理由不申请令状,警方可通过设于高等检察厅的令状审议委员会提出异议。此外,检察官制作的嫌疑人讯问笔录的证据能力也受到限制。
警方强调,通过侦查权调整,此前被冤枉牵连刑事案件的国民将能尽快洗清不实指控。此前警方侦查的所有案件均须移送检方,而今后警方认定“无嫌疑”的案件可不移送检方直接结案。警方解释称,若在警察阶段完成初次结案,每年约56万名案件关系人的不稳定处境可及早解除。据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统计,2015至2017年警方年均移送检方的案件关系人约161万人,其中以不起诉意见移送者为56万人。而在这56万人中,检察官提起公诉的仅占0.55%(3089人)。
东国大学警察行政学系教授林俊泰分析称:“轻微案件可在警察阶段直接了结,国民不便与经济损失也将减少。”亦有研究论文指出,重复调查带来的社会成本每年最高达1500亿韩元。还有观点认为,过去一旦出现侦查不力争议,检警相互推卸责任,受害的是国民;而侦查与起诉分离后异议对象明确,通过诉讼获得法律救济的可能性也将提高。
◇“恐龙警察”忧虑下摩擦难免=外界看待侦查权调整,担忧实多于期待。原因在于,一旦对警察侦查的监督与制约出现空白,警方或可按自身喜好缩小、掩盖案件。大检察厅相关人士指出:“虽已向国会充分表达(检方)意见,但完全未被采纳”,“对警察的司法控制一旦削弱,沦为警察共和国的忧虑就会加大”。
去年轰动社会的“Burning Sun事件”即为典型。当时警方仅以滥用职权妨害权利行使的嫌疑将被称为“警察总长”的总警尹圭根移送,检方通过追加侦查以受贿嫌疑将其拘留,由此引发侦查不力、放水侦查的争议。此外,如近来引发争议的“青瓦台指令侦查疑云”,一旦日益庞大的警察沦为政权的忠犬,其危险性超乎想象。正如去年才查明真凶的“李春在连环杀人第8起案件”所显示,国民对警察的不信任目光至今仍未收回。
参与连带公益法中心主任Yang Hong-seok指出:“国民对人权侵害等警察侦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仍存在很大不信任,因此必须准备警察监督、制约装置等补充措施。”似有意识到这一点,警察厅厅长闵钾龙13日在记者座谈会上强调:“应扩大国民对警察侦查的参与和监督,从案件受理到结案的全过程都必须有严密的制约装置运作”,“将全力避免警察侦查过程中出现错误或过失”。
即便制度即刻施行,检警初期的摩擦看来也难以避免。因为警方与检方为各自证明侦查权调整的正当性与不当性,势必最大限度运用手中武器展开激烈的角力。从检方立场看,可细致审视警方不予移送的案件并行使重新侦查要求权,对已移送案件也可要求补充侦查。而警方则可在检方不申请令状时,通过令状审议委员会提出异议予以抗衡。
当日,大检察厅在侦查权法案于国会通过后随即向记者发送的短信中重申既有立场:“检察总长已多次表明‘关于侦查权调整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国民和国会,作为公职人员将尊重国会的决定,并将基于检方在刑事法执行方面的实务经验向国会提出诚实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