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权调整是光复之后70多年来一直成为检警矛盾长期火种的议题。1945年美军政初期作为警务局创设的警察,依据“美军政厅法务局训令”曾一度拥有独立调查权。但在日本殖民时期以来国民对警察滥用权力的舆论本就负面的情况下,加上法律界人士的反对,1948年《检察厅法》明确规定“警察在犯罪调查上须服从检察官的职务命令”。检警由此形成上命下从关系。此后通过1954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检察官对调查权与起诉权的独占被成文化,调查权与起诉权分离便成为警方过去66年的夙愿。1960年四一九革命后,警察行政改革审议会和国会曾讨论赋予警方一次调查权的方案,但因次年爆发的五一六军事政变而告吹。
调查权调整讨论再次成为公共议题是在实现朝野首次政权更替的金大中政府时期。1999年,金大中政府在讨论引入自治警察制的同时,公开宣布推进调查权调整。但检警各自坚持立场,紧张态势持续一个多月,最终由青瓦台出面中止了调查权调整讨论。
沉入水面之下的调查权调整议题在卢武铉政府时期重新开始公论化。2004年,“检警调查权调整协议体”和“调查权调整咨询委员会”等相关协议机构相继成立,但未能形成一致方案。2005年就任的时任警察厅长许准荣称“地球上没有的只有两样东西:竹岛(日本主张的独岛名称)和韩国警察的调查权”,宣布与检方全面开战,这段轶事至今有名。强力推动调查权独立的许厅长因警方过度镇压导致示威农民死亡事件而负责辞职,动力随之减弱。
李明博政府时期,检警调查权调整讨论再度重演。政权更替后,因卢武铉前总统逝世等事件导致对检方调查的批评舆论高涨,2011年明确警方调查开启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国会通过。法案通过后,时任检察总长金骏奎表示不满并辞职。此后政府拟定了“保障警方内查权限,但内查终结后须接受检方控制”的强制调整方案。朴槿惠政府也将检警合理角色调整方案列为国政课题,但因韩国法务部与检方始终态度消极,讨论未能取得进展。此后在2017年第19届总统大选中,五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均将检警调查权调整列为竞选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