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雇佣劳动部在2018年底因民间委托运营方擅自查阅求职者个人信息引发争议后,展开了大规模检查。2019年初的专项检查发现,最近两年内有118家机构在各类就业信息网站上擅自查阅个人信息37.4万件。但其中仅有57家受到警告处理,解除业务合同的仅9家。警告是指累计两年以上即自动被剔除出次年业务对象的措施,属于仅次于解除业务合同的重处分。
但有人指出,专项检查过程中把擅自查阅个人信息与随意篡改使用日期(咨询日期)的问题一并检查,导致处分未能到位。随意篡改使用日期的机构被查出317家,是擅自查阅求职者个人信息机构的3倍。被查出的机构大多受到警告处理。相关机构指出,两类事情的严重程度明显不同,但雇佣劳动部一律按警告处理,反而为擅自查阅个人信息的机构留下了生路。
经营民间委托机构的A某表示:“随意变更使用日期违反的是雇佣劳动部提出的内部规定,但出于行政便利,雇佣劳动部也曾默许过。”他说:“这与擅自查阅个人信息、虚增就业业绩、把本应用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税金乱花掉,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接着补充说:“对于每年都对运营方评选过程高度紧张的机构而言,警告处理并不轻,但全部入选机构中有一半以上都受到警告,警告就变得形同虚设了。”
民间委托运营方在存在不当行为的情况下仍被重新选定,背景是什么?首先,每年进行的新增民间委托机构评选过程存在漏洞。新增评价时,机构要接受△岗位质量改善△就业业绩△人力资源投资计划履行度△客户满意度等方面的评价。业界一致认为,其中就业业绩项目是决定是否不及格的最重要指标。
由于计算就业业绩时把最近两年的就业人数计入统计,通过擅自查阅个人信息取得高业绩的机构相对占优。在2019年评选新运营方时,把发生擅自查阅个人信息的2017年、2018年就业人数作为评判机构的核心依据。由于制度未作改进,今年新运营方的评选也将以同样方式进行。
一位民间委托机构相关人士表示:“除就业业绩之外,其余项目各机构之间差别不大。”他说:“今年的选拔过程中也会反映2018年的就业业绩。对以不道德方式提升业绩的机构适用绝对有利的标准,实在难以理解。”
对此,雇佣劳动部一位相关人士解释称:“在违反个人信息法等嫌疑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收回当初承诺的在职奖励金或排除其参与新业务,现实中很困难。”他说:“就业人数的计算上,存在信息查阅争议的机构确实可能占优,但为弥补这一点,我们已把名单转交各地区雇佣中心,要求在面试审查等环节予以反映。”他接着补充说:“随意篡改使用日期,是事先已公布过若在机构选拔过程中被查出可能受到重处分的事项。”
雇佣劳动部出身者或工会干部等有“人脉”的人士经营民间委托机构、或聘用代理社长的情况也不少。据正义党议员李贞美办公室的资料,2018年入选的就业成功套餐委托机构626家中,竟有57家(9.1%)由雇佣劳动部出身者担任代表经营。拨付给这些机构的业务经费约为121亿韩元,占全部预算的7.7%。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结果显示,由雇佣劳动部下属机构出身的高级官员K某设立的机构,2014年营业收入仅为3.6亿韩元左右,但2019年营业收入已确认超过60亿韩元。业界对该机构迅速成长的背景表示疑虑。
以大型机构为中心的业务量集中现象加剧、离开它们难以取得业务成果,也被视为原因之一。2015年至2019年9月,拨付给就业成功套餐8家主要民间委托机构的业务经费为1401.315亿韩元,占同期全部业务经费的22.9%。大型机构获得的委托业务经费从2015年的约170亿韩元增至2018年的434.5亿韩元,增长了近3倍。
某大型民间委托机构的一位高管表示:“直到2017年,就业成功套餐的预算一直稳步增加。传出能赚钱的消息后,工会干部或政界出身等有人脉的人纷纷设立起大大小小的机构。”他说:“不仅是大机构,小机构中也有一大批是雇佣劳动部不便处罚的。”雇佣劳动部出身、经营就业成功套餐业务的B某表示:“并非所有雇佣劳动部出身者都得到好处,但部分机构在业务量分配等方面暗中获得多种好处,这一点难以否认。”他说:“擅自查阅个人信息的问题,看起来也是因为通过政界等方面的游说力在多方面发挥了作用,最后不明不白地收场了。”
专家表示,雇佣劳动部管理监督松懈,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的血汗税金被浪费。以现在这种粗放的管理监督体系,政府计划从明年起作为重点业务推进的国民就业支援制度恐怕也难以取得应有成效。民间委托运营方基于2018年取得的业绩,直到今年仍在以在职奖励金名义领取激励费用。因为只要成功就业的求职者保住工作,在职奖励金就会一直发放到业务入选的次年。即便今年未被选为运营方,凭借去年通过查阅个人信息取得的业绩,今年领取到相当金额的机构也不少。本报调查结果显示,这一金额合计达52.4亿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