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民国是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我们国民重新夺回并守护下来的民主共和国,所以从这个名字中就能感受到胸中的热血。”这是7日文在寅总统在新年致辞中所说的话。正如文总统所言,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民主共和国。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那么共和主义是什么?意大利出身的政治学者莫里齐奥·维罗利将其解释为在法治主义的框架下追求自由与公共利益。始于罗马时代的共和主义思想,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成为界定国家性质的核心概念。我国宪法开篇就规定共和主义,也正是因为这一价值对我们而言迫切需要。
那么,如今这一宪法精神得到了应有的遵守吗?完全没有。特别是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共和主义受到严重威胁。维罗利强调:“共和国是公民不允许任何人实行主从式支配的共同体。”为此最需要的就是法治主义与权力分立。只有通过分权实现制约与平衡,公民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遗憾的是,如今我国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宪法规定了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之间的权力分立,但对于总统这列失控的火车,谁也无法加以控制。
首先来看立法机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早已沦为总统一句话就左右摇摆的陪衬,制约与平衡更是不敢奢望。再加上正未来党、正义党、民主和平党、替代新党一同组成的所谓“4+1协议体”这一毫无法律依据的组织,强行推动通过了选举法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法。他们以让民意忠实反映在议席上为名义通过了选举法,但随着执政党与小党派的利害纠缠,最初的宗旨早已不见踪影。对于并联式比例代表制中联动率为何必须是50%,任何地方都没有说明。这只不过是参与“4+1协议体”的政党为增加议席而做的勾当。公调处法的情况也一样。政府当初着手检察改革,是为了让检察机关从权力中独立出来,防止其充当政权的走狗,并防止因任意行使权力而侵害国民权利。但“4+1协议体”通过的法律中所规定的公调处,无法确保调查机关最需要的政治独立性与中立性。因为其中包含“检察机关一旦察觉高级公职人员犯罪,须立即通报公调处”这一毒条款,而且公调处处长和调查检察官可由政府随意任命。这与设立一个对政权百依百顺的公调处来取代不听政府话的检察机关、挥舞调查之刀无异。本应制约总统的国会反而充当了青瓦台的爪牙,制约与平衡崩塌自然在所难免。
青瓦台的独断专行如今已有要让检察机关也失去作用的势头。此前青瓦台和执政阵营公开对调查涉及政权案件的检察机关施压还不够,这次又通过行使人事权将调查指挥系统全部更换。由此,检察总长尹锡悦面临手足尽断、陷入孤立的处境。这实际上等于是叫人不要对活着的权力进行调查。在此背景下,韩国大法院也只忙于在清算积弊和司法改革等方面与政权保持一致,对权力分立毫无兴趣。放眼四周,看不到任何能够制约总统的机构。
在任何政治体制下,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失控。权力的天平一旦倾斜过度,不仅共和主义精神,连民主主义本身都会陷入危险。届时其损害将完全由国民承担。比我们更早实践民主主义的国家之所以严格规定三权分立,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现在也应尽快恢复宪法所规定的制约与平衡机制。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国民的作用。这正是将于4月15日举行的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之所以重要的原因。cs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