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07 | 민병권 기자

捕捉杀手无人机的“反无人机技术开发”受阻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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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期动用军用无人机刺杀伊朗军方实权人物、革命卫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令“杀手无人机”的威力再次受到关注。有观点认为,在对朝“斩首行动”中可能动用无人机,但考虑到朝鲜密集的防空网,预计出动的将是隐形战机而非无人机。相反,利用无人机的攻击更可能被朝鲜用于对南挑衅,因此为振兴捕捉无人机的“反无人机”技术及产业,制度整备十分紧迫。

反无人机技术按“探测→识别→无效化”三个阶段展开。探测是发现进入特定空域的不明飞行器;识别是判别被探测到的飞行器是否为无人机,如果是无人机,又是否构成威胁;无效化则是捕获、拦截无人机的阶段。

探测与识别手法大致分为主动(active)方式与被动(passive)方式。主动方式是用雷达探测到不明飞行器后,以高性能电子光学及热成像(EO/IR)摄像机拍摄航迹,由专业人员依据航迹照片判断是否为无人机。根据雷达性能与现场条件,识别距离最远可达2~10公里,且精度高。正因如此,主动方式在拥有充足时间判别并无效化威胁无人机方面具有优势。不过,雷达电磁波遇到障碍物易发生漫反射,因此在高层建筑密集的城区或地形障碍物较多的山区,探测效率显著下降。相关设备安装成本高也是缺点。

被动方式主要通过收集飞行器与操控者之间通信的无线电波(图像传输信号、飞行器操控信号)或声学信号(飞行器电机噪声等)来探测、识别无人机。其价格相对低廉,即便在城区等地安装多台,成本负担也不大。此外,将收集到的无线电波与声学信号等建成数据库(DB)并存入云服务器,即可在此基础上自动识别所探测信号是否为无人机并即刻应对,相较必须经过人工判断过程的主动方式具有优势。但其探测距离相对较短,无线电波最远不超过1~6公里,声学信号最远不超过300米。

要弥补上述优缺点,需要复合运用主动与被动方式,并在城区等障碍物较多的地形更密集地铺设探测、识别装置。但国防产业专家称,就目前而言,即便有技术,也常被法律或行政监管所阻。首先,反无人机被动方式中,实施无线电波收集等窃听、监听手法的法律依据薄弱,因为此类行为可能引发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争议。当然,通信秘密保护法在属于“犯罪侦查或国家安全保障的补充手段”时,例外允许监听。但即便如此,在非军事作战的情况下,仍须逐一取得总统、法院等的事先许可或批准,而且许可有效期最长仅4~8个月,难以适用于事先且常态化的无人机探测与识别。至于主动方式,在城区等障碍物多的地方须比平地更密集地安装雷达,但在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地,各类行政监管使安装并不容易。此外,正如过去部署萨德时流传的“星州香瓜怪谈”曾加剧当地居民的不安与投诉那样,关于电磁波的伪科学论调可能再次抬头,这也是研究反无人机技术的国防产业界与安保当局人士的一大忧虑。

无效化阶段同样存在与法律监管相冲突的可能。使危险飞行器失效的主要反无人机手段包括电波干扰(干扰压制)、电磁脉冲(EMP)及激光攻击、网枪与捕获用无人机、利用受训鸟类捕获、地理围栏(在无人机制造时设定禁飞区)以及以火器拦截(枪、炮、导弹)。空军少校宋永洙分析认为,其中在民用地区也可广泛使用、成本又低的是电波干扰方式,但依国内法律,除获得许可的部分例外情形外,可能被视为违法。实际上,电波法规定,只有在认定工业电波应用设备等不会干扰其他通信时才予许可。特别是可能成为无人机恐怖袭击主要目标的机场,受机场设施法监管所限,反无人机技术的落实受到制约。相关专家与国防产业界数年前就已就该问题提出建议,但由于相关部门立场不一,制度整备一直未能推进。立法机构后来才有所行动,去年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振杓与自由韩国党议员宋喜庆分别提出了解除监管的补充法案,但在今年4月大选(总选)之前完成立法并不容易。若在总选之后、至现任国会议员任期届满的5月29日仍未通过,该法案将自动废弃。

Tricell TR实验室所长吴世镇近期在一份报告中就反无人机技术指出,“作为新技术领域,只有美国和欧盟(EU)制定了相关法规并确定了行政政策”,“国内尚无相关业务指南或相关法律,对所使用技术既无政府业务指南也无法律依据,目前仅在青瓦台或部分军队特殊设施中有限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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