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06 | 송영규 기자

[海外专栏]美国为何患上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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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America So Depressed?

每个人对政治危机都有自己的定义。笔者将群体心理健康开始对现实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或反之的情况,界定为政治危机状态。

共同体的心理健康与政治同时衰退并非单纯的偶然。据美国心理学会报告,从2016年到2017年,回答比前一年焦虑感加重的美国成年人数量增加了36%。仅2017年一年,约170万名美国成年人和300万名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被新诊断为抑郁症。目前美国的抑郁症患者达4000万人,接近成年人口总数的20%。(但这一数字仅统计了已报告的病例,实际患者人数估计远高于此。)

其中最令人沮丧的是自杀统计数据。1999年至2017年间,美国人的自杀率竟激增33%。群体抑郁发生于数十年累积的社会与政治裂痕使黑人与白人、男性与女性、年轻人与老年人相互离间、彼此对立的时期。

除了激烈的社会敌对情绪之外,枪击案、互联网助长的精神错乱风险、泛滥的性剥削、日益恶化的气候变化影响、极度的竞争、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细菌之幽灵、无休无止的助学贷款重压、飙升的居住成本以及医疗保险和大学教育的危机等,使美国发出痛苦的呻吟。可怕的环境引发抑郁,抑郁触发灾难化思维,而灾难化思维又使周围环境看起来比实际更可怕。在这种阴暗的精神状态下,会产生对复仇者(avenger)的强烈渴望,但其出现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精神上有害的冲击波。

如果如许多批评者所主张的那样,特朗普总统真是精神病人,那么他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领导人。但正如任何遭受精神困扰的人都知道的那样,用一般且抽象的术语谈论精神疾病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承受的个别困难,并不只是从国家所拥有的问题中提取出来的碎片。

如果不是因为包括频繁的自杀冲动在内的个人困难在过去数年间折磨着笔者,笔者也不会写下这样的文章。甚至在今天,笔者也饱受从桥上跳下、或将致死剂量的镇静剂塞进口中的冲动折磨。

然而,除了一年半前的某个早晨——因停用连续服用18个月的镇静剂安定而出现的戒断反应过于严重,几乎将身体扑向驶来的地铁——笔者的自杀幻想其实是一种不想结束生命却想消除痛苦的逃离欲望。在经历安定的副作用之后,笔者拒绝服用抑郁症治疗药物,而是并用心理治疗与个人的应对策略。

在与妻子一起用钢琴弹奏为九岁女儿租借的《绿野仙踪》主题曲《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时,笔者意识到歌词开头的“Some-where”是由相差一个八度的同一个音构成的。两者之间的七个音阶与彩虹的七种颜色相一致。就这样,这首歌以音乐方式象征着从无法带来成就感的堪萨斯跃向魔法世界奥兹。从那时起,笔者开始把为孕育关于未来的积极想法而努力的过程,也就是试图从抑郁中挣脱出来的努力,称为“八度思考”(octave thinking)。笔者把那些使人得以从失望的深渊中爬上来的具体事物,想象为攀岩者在岩壁攀登中使用的铁钉——岩钉(piton)。工作或艺术欣赏可以是岩钉。善待他人也是岩钉,而抚养笔者的两个小儿子,无疑是最强大的岩钉。

弗洛伊德留下了一句名言:抑郁是转向内部的愤怒。我们知道,抑郁是众多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社会环境、经济压力、认知误读(cognitive misreading)、随机事件(random event)、创伤、神经生物学与基因等,都是与抑郁相关的因素。

与其他患者一样,对笔者而言,抑郁是自己人生中独有的挑战(challenge)。但自我与塑造自我、并不断重塑自我的所有外部力量之间的界线,远比我们所相信的模糊。也确实存在一些极为特殊的外部因素,会钻进笔者的脑海并引发自杀冲动。

举个例子。当我们的负债逐渐压倒满足偿还义务的手段时,我们会依据压力的类型与程度对负债进行分类。此时,围绕子女的需要确定优先顺序的选择尤其痛苦。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是培养孩子拥有的才能,还是应对他所面临的挑战。这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笔者认为,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正受到双重束缚。笔者的抑郁源自生物学因素、人生经历与个人选择。

然而,与其他人一样,笔者的抑郁也发生在远为广泛的脉络之中。真正的国民分裂,意味着拥有战胜自身精神疾病的内部与外部手段者,与不具备这些手段者之间的隔离。有财力接受专业治疗师服务、并找到合适治疗师的人,只是极少数。

在此期间,从未接受过精神疾病诊断的人数呈逐渐增加趋势。据2014年发布的报告,80%的抗抑郁药处方由从未接受过心理学、精神医学或精神药理学训练的主治医生开出。尽管心理健康危机如此扩散,却未就此展开真正的讨论。人们谈论危机状况,但对应如何应对却闭口不言。

1977年,吉米·卡特设立了精神健康委员会,并由此在1980年制定了《精神健康系统法》(Mental Health Systems Act)。尽管后来大部分内容被罗纳德·里根废除,但这部法律在提供良好政策思路方面发挥了作用,例如强调黑人与女性的精神疾病治疗需求。我们需要像卡特总统那样,努力正面且认真地处理精神疾病这一紧迫议题的国家领导人。

我们需要把群体精神疾病危机提升到与控枪和气候变化同等紧迫程度加以应对的领导人。

笔者期待总统具备理性、素质与品格。遗憾的是,特朗普暴露出卑劣、浅薄的情绪,从而使所有对他不友好的人都感到被威胁或不安。

积极的替代方案必须尽快出现。在解决激增的精神疾病议题的国民意志尚未凝聚的状态下,抑郁、焦躁与失望的浪潮将不断升高,而它们将同时成为公共领域崩塌的原因与结果。

今后笔者也打算保持八度思考,紧紧抓住手中的岩钉:把世上最珍贵的孩子放在心上,与可爱的妻子一起,为妥善经营眼前的人生,笔者将竭尽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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