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05 | 나윤석 기자

开发生物新技术也无用…须清除“发展中国家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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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制造企业A公司的B代表在对美国、欧盟(EU)等发达国家进行市场调查时发现,对“患者定制型器械”的需求正在急剧增加。在人工关节、人工晶体等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使用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对考虑患者个体特征制造器械没有任何限制。B代表随即回到韩国,准备推出根据患者血管位置与形状、年龄等采用不同规格的定制型支架(植入血管的医疗器械)。然而,B代表想要开拓海外已普及、国内却尚未开发的市场的梦想很快破灭。原因在于主管部门食品药品安全处没有可以管理定制型支架的制度。对此,B代表去年12月向国务调整室新产业规制革新委员会正式建议“请批准患者定制型支架的制造许可”,但只得到“将与相关部门密切研究”这一原则性答复。

# 生物医疗企业“Dope”于2018年在全球首次开发出利用人体产生的废脂肪制造美容品与医药品的技术。废脂肪指抽脂手术后剩余的脂肪。但Dope开发的新技术因违反从根本上禁止废脂肪除研究目的以外再利用的《废弃物管理法》,未能实现商用化。该公司逐一走访韩国环境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韩国保健福祉部等相关部门呼吁改善监管,但毫无进展,去年12月与A公司一同叩开国务调整室的大门,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

政府表面上高喊“通过监管革新提振经济活力”的口号,但真正引领新产业的企业却被困在“过度监管的陷阱”中无法展翅。让企业尽情施展的监管沙盒处理进展甚微,政界则忙于抛出束缚经营环境的监管法案。这正是专家指出“企业是一流,监管是三流”的原因。

对生物业界放宽监管置之不理的政府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核心成长动力生物领域,阻碍企业的监管除定制型支架和禁止废脂肪再利用之外还有很多。业界多年来一直强烈要求扩大消费者不经医疗机构、直接委托民营企业进行基因检测的“DTC”许可项目。对此,保健福祉部去年12月18日将基因服务许可项目从12项增至56项。但业界最核心的要求——癌症、痴呆等重症疾病的基因检测被排除在许可项目之外。韩国生物协会副会长李承奎表示:“政府只允许像防止皮肤老化这类与治疗目的无关、相关市场也不大的‘健康养生’领域”,“公务员被‘自保主义’束缚,一味做表面功夫,令人郁闷。”

给创业培育浇冷水的CVC监管

压缩为在全球舞台打造“超级差距”而苦战的大企业活动空间的监管依然存在。代表性的就是围绕是否允许“企业主导型风险投资(CVC)”的争论。CVC指非金融领域的大企业为提升业务领域间协同效应而以子公司形式设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它与政府或机构投资者单纯以财务收益为目标共同投资的一般风险投资有所不同。据国会立法调查处去年12月31日发布的报告,以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为中心,全球企业的CVC投资日趋活跃,从2013年的106亿美元猛增至2018年的530亿美元。谷歌风投、GE风投、英特尔资本等被视为目前活跃的代表性全球CVC。

但韩国MRFTA第8条依据“金融与产业分离”原则,规定非金融控股公司的一般控股公司不得持有属于金融资本的CVC。其立意在于抑制大企业的章鱼式扩张和瞄准资本收益的金融投资,但财界抗辩称这是阻碍风险投资生态活跃的过时监管。国会立法调查处调查官朴在英解释称:“与并非控股公司体制的三星集团不同,LG、SK、GS等均属于受该监管约束的集团。”

监管沙盒处理成绩也很有限

对新产品或服务在一定期间内免除、延缓监管的“监管沙盒”处理现状也难以满足企业需求。据自由韩国党议员郑泰玉办公室介绍,去年1至11月向产业部、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韩国金融委员会等提出的监管延缓申请(226件)中,接近40%的85件未获政府批准。

此外,本应通过法案讨论化解企业困难的立法机构反而只热衷于增加监管。2016年5月成立的第20届国会在3年7个月间以议员立法形式提出了多达3795件监管法案。这些法案中包含的监管条款共达7112条。东国大学经营学系教授崔庆奎指出:“新加坡为提高监管革新速度,对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行业运营着一种‘快速通道’式的‘快捷沙盒’”,“我国政府也应努力提高监管沙盒的实效性,破除双重、三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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