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一次让全世界震惊。3日,美军空袭致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马尼身亡。白宫表示,他既是伊朗实际上的二号人物,也是美国的眼中钉,因其正策划针对美军和外交官的袭击,美国为阻止战争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关于美国实施这一行动的背景,出现了包括选举利用等各种说法,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理由是“安全”。
如本次事件一样,美国也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安全,但更应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以安全为由的单边通商政策被广泛运用。将通商政策与安全议题挂钩具体体系化的战略概念,是通过2017年发布的白宫《国家安全战略(NS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提出的。该报告介绍了四个领域及各地区战略:①保护美国国民、领土、美式生活方式等(传统安全问题),②促进经济繁荣,③以实力保障和平(军事领域),④扩大美国影响力。其中与通商问题直接、间接相关的是第二项“促进经济繁荣”,并以“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为核心口号。
该报告强调,在美国贸易失衡持续的过程中,不会再对不公平贸易惯例坐视不管。特别批评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实施倾销、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让、产业补贴、通过国有企业不当窃取经济利益等行为。特朗普政府比过去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强烈地认为“国家安全创新基础(NSIB: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正受到威胁,因此以“安全”为由推行强硬的单边通商政策。
典型例子是几乎已成一纸空文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适用。以该条款为依据,2018年1月认定铝和钢铁进口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对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10%的关税。针对汽车的调查结果也已公布,未来扩大至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核心领域的可能性也难以排除。
美中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美国存在危机意识,认为中国对技术霸权的挑战构成巨大安全威胁。这一点在特朗普总统1月15日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后立即表示将很快启动处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结构性问题的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问题在于我国。作为全世界唯一的分裂国家,安全被置于最优先地位,但令人怀疑是否存在如何将通商与安全相联系的战略。在应对日本出口管制过程中抛出的终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这张牌、对中国因“萨德”(THAAD)部署实施报复的应对、高达50亿美元的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金谈判等,眼看这些安全相关问题的推进过程,难以摆脱束手无策、临时应付的感觉。
例如,若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金谈判与第232条关税问题挂钩,我国政府基本上应在互惠立场上,以合理、客观的逻辑为基础,把谈判目标设定为国家利益优先,但也需要从中长期视角以积极姿态参与谈判。借此机会应积极讨论通商议题,进而提出韩国此前面临的安全问题,例如与导弹射程相关的韩美导弹指针、通过修订韩美原子能协定确保自主浓缩与再处理权利等。
此外,在中国对我国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积极阻止对国家安全创新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被出售给中国企业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其借鉴必要性也在增大。
即便对外维持“通商问题与安全分离”的政策基调,内部也应强化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经济通商职能,依据合理原则将通商问题与安全议题相联系,准备细致的政策方向与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