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05 | 송영규 기자

[朝鲜半岛24时]体察真理的整体性 以史观今开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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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年“终于”到来。如果说2019年曾是许多科幻电影设定的未来时点,那么2020年则是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领域大量涌现的战略报告所瞩目的未来。例如,1982年上映的《银翼杀手》的时点是2019年,而世宗研究所2005年发行的《韩国的国家战略2020》,正如标题所示,把2020年设定为未来图景,并论述了相应的外交安保层面的应对之策。直面这样一个曾属未来的时点——当然它也会像“1984”年一样很快成为过去——自然会让人涌起别样的感慨与决心。

关于未来的言说与依靠神异能力的预言不同,它多以理性思考为基础,从以下两个方面被创造与运用。第一,如前述电影或小说那样,从批判性视角提出遥远的未来,以唤起人们对现实中显现的主要趋向的警醒。除了前述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近代物质主义代表性的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的“福特主义”为靶子的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集团》应是代表性例子。第二,体现在必须处理影响现实生活的经济或安保政策领域的社会科学战略报告与展望报告中。其特点是综合衡量当下呈现的趋势走向并加以提示,进而提出政策应对。这类报告多种多样,从每逢年末由各类研究机构生产的针对下一年度的短期展望报告,到2017年编写的普华永道《2050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这样的长期报告皆在其中。

未来之所以被如此书写,首先是因为未来与不确定性处于等价关系。不确定性既可带来摆脱当下不安局势的希望,也可作为损害当下稳定的危机而到来。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于60年代兴起的未来学领域,可以说是在近代科学文明所展示的希望性侧面与近代产业文明所具有的局限与问题同时暴露之际,试图开拓自身未来的努力与梦想。这里重要的是,在承载对未来的梦想与希望的同时,必须先行对当下即现实中显现的危机面与希望面作出明确而冷静的分析。

在这一点上,日本近来的动向颇为有趣。比韩国更为不安地看待东北亚及世界局势变化的日本舆论界与出版界,最近突出提及的主题之一是领导力。在领导者中,尤以对田中首相的重新评价为多,有趣之处在于其对人物与事件力求综合、整体地把握的努力。虽说是对田中前首相的重新评价,但并非单纯将其英雄化,而是试图审视其登场的70年代初能够克服经济、外交危机的领导力要件。例如,法政大学教授新川敏光主张,田中的“包容性”领导力不仅把他推上首相之位,还使他打开了石油危机、中美关系改善等危机局面;而这种“包容性”领导力的丧失,则导致他沦为政界幕后黑手、形象受损。

这种绝不能说新鲜、但近来在韩国似被遗忘的综合性方法,让人想起奥尔德斯·赫胥黎所提出的“整体真理”。不仅是对被斯库拉夺去生命的同伴的悲痛,还包括其后袭来的饥饿使人把悲痛置于身后、熟练地做起饭菜——这些都包含在真理的整体性之中;这最终意味着承认两面性与多样性,以及妥协的必要性。今年的韩日关系若不考虑这种真理的整体性、承认差异并加以妥协,那么即便年末举行了首脑会谈,恐也难以轻易解开。希望庚子年不把价值与目的的差异一味归为弊端,而是从实利出发考量我们所处的东北亚现实与所追求的目标,从而开启新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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