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于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的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被视为把一个不产一滴石油的中东边缘小国打造成以尖端技术为中心的“创业圣地”的主角。该校毕业生自1995年以来创办了1600余家创业企业,累计创造约10万个岗位,处于劳动年龄的毕业生中有24%担任企业最高经营者(CEO)或副总裁,创造了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GDP)高达20%的产值,扮演着“国家核心引擎”的角色。凭借这一效应,人口800万的小国以色列拥有的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数量位居美国、中国之后的第三位,吸引的风险资本规模相当于法国与德国之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充分展现了能够改变整个国家命运的“研究型大学”的价值。
困于“一潭死水”的韩国大学……须克服封闭文化
相比之下,韩国大学在培养创业者的实务教育方面依然不足,原地打转。以色列与韩国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都处于争夺首位的高位,但从作为研究起点的大学开始,产出的结果却完全不同。
与入学后再选择专业、专业之间也自由竞争的发达国家名校不同,韩国大多数大学连按学科调整招生名额都遥不可及。大学可以在总名额内调整各学科名额,但往往因相关学科教员和学生的反对而沦为空谈。正因如此,教育部去年还推出了苦肉之计,拟利用各校每年3万至4万名的缺损人数(除籍、退学人数)来增设尖端学科的名额。
与为营造创业环境而率先引入学问、理论和技术并展开竞争的以色列理工学院不同,韩国教员一旦被聘入终身序列,10余年内便可顺利升至正教授,与研究和创新相去甚远。以色列理工学院学生入学即不断接触创业精神、创业诀窍、可产业化的创业技术等,被鼓励创造新技术;而韩国大学生只执着于为就业取得高学分,越来越回避研究者之路,“空荡荡的研究生院”甚至成为社会议题。
在这种差距下,韩国大学仍停留在为以研究生院为中心的研究创业而苦斗的水平,而以色列理工学院去年仅从民间就吸引了18亿美元(约2万亿韩元)的10年期投资基金,建成了以未来技术创业为常识的大学。两国的差距鲜明地显示出通过创新打造的开放式教育体系的重要性。首尔一所主要大学的教授表示:“韩国大学起的是获取‘社会身份’的作用,只是入学难、毕业容易的结构”,“连产学合作教员通常都以低薪非终身序列招聘的韩国大学,要成为实务教育的舞台,需要脱胎换骨级别的体质变化。”
缺乏方向性的政府支持……世界级研究型大学也成空谈
政府支持同样因回避“选择与集中”而投资效率极低,被指恐难以培养出世界级研究型大学。据共同民主党议员朴用镇办公室与“无需课外辅导的世界”取得的教育部资料,政府在2014年至2018年的5年间向共410所普通大学提供了13万亿韩元支持。排名第一的首尔大学获得8610亿韩元,占整体的6.6%,而第二、三位的延世大学(2500亿韩元·1.9%)和高丽大学(2200亿韩元·1.7%)的支持额仅占整体1%多,年均不足500亿韩元。由于尖端技术创造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因此有意见指出,应像集中投资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等竞争国那样,通过指定各大学特色事业团等方式加强选择与集中。
但韩国政府仍未能摆脱地区均衡论等束缚。据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数据,在生均教育费方面,蔚山科学技术院、光州科学技术院、大邱庆北科学技术院等政府支持集中的科学技术特色化大学,比首尔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等首尔圈主要大学高出2至4倍。但作为主要成果指标的中途退学学生比例最多相差一倍,因而被指为效率低下的投资。在除KAIST之外的科技特色化大学被持续提及吸收合并的同时,政府还在全南罗州另建韩电工科大学。
出于这些原因,韩国大学的全球排名与竞争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统计的国家竞争力排名去年在63个国家中位列第28位,但大学竞争力仅为第55位,处于垫底水平。截至2017年,韩国的科学技术论文引文索引(SCI)级论文篇数居世界第12位,但截至2017年的5年间每篇SCI论文的被引次数仅排第32位,教育部也自我指出“研究的量化成果达到世界水平,但质化成果不足”。
在此过程中,用于判别成果的指标同样不足,教育当局为防止研究费不正当争议而把量化指标置于质化指标之上,大学则只推进适合筹集资金的研究,低效现象普遍。延世大学校长金容学表示:“取消研究费实物收据附件惯例竟能成为校长的业绩,可见大学同样未能摆脱正面规制(仅允许有明文规定者)”,“在向负面规制(仅禁止有明文规定者)转变的过程中,大学也应通过原创技术等的‘价值创造’来转变教育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