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02 | 송영규 기자

[五色人文学]不懂感恩者,便不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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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文章就是写不出来。这种时候,只能勉强记下自己变得无能的处境与原因,或者只是些牢骚。回想起来,这样的牢骚有着相当久远的来历。比如,一直可以追溯到被迫完成日记作业的小学时代。当然那时它还不是严重压力的来源。开始引发压力,是从决心成为写字的人那时起。思考这件事,以及把思考写成文字这件事,显然都不是出自自然的本能。倒不如说更接近硬挤出来的人为之事。到底为什么必须思考、必须写作呢。明知不可比拟,写不出东西的人还是会点出苏格拉底、孔子、耶稣、释迦的名字。他们并非文盲,却没有留下一行文字——人们便以此为自己辩解。

关于思考,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留下了两句令人费解的话。一句是“学问并不思考”,另一句是“思考即感谢”。前一句只有通过后一句才能理解。按常识而言,不能认为学者们不思考。思考最多的人,恰恰属于学者群体。然而他们的思考只意味着“计算”式的智性活动。那是分辨事理、追究细节的活动,也是为自己提出的假设作正当化的智性活动。学术思维的力量,指的是通过发现(能够预测未来的)法则而获得的对现实的掌控力。这一层次的思考,不过是使人能够支配并征服自然以及他人的工具理性。这正是那些被称为头脑聪明者的思考,而这种思考的产物便是知识。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思考吗。与知识相区别的智慧又是什么。海德格尔举出的是感谢的思考。他甚至说,源于感谢的思考才是思考的本分。他首先从词源中抓住线索。他推测德语中“思考”的Denken与“感谢”的Danken出自同一词源。用英语来说,就是认为think与thank派生于同一根源。看似有理,但感谢与思考之间的连结仍显模糊。

我们何时才会思考。古代哲学家说,是在感受到“存在之惊异”之后。“究竟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它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其理由是什么”——当这样的疑问浮现,思考便开始了。某种引发惊讶的东西被给予了。在它面前先是惊讶、困惑,然后才真正开始思考。所谓“智性刺激”就是这样。更进一步说,既然我并非存在的主人,那么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是“被给予的(given)”。是作为礼物(gift)而获得的。因此应当感谢。当我们把被给予之物视为礼物并想要表达感谢时,思考便发生了。

这样的论述展开或许会给人几分牵强的印象。因为礼物通常是好东西,而被给予的一切绝无可能都是好东西。然而只要稍加反省便会立刻明白,礼物并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撇开礼物被判定为贿赂这种事不谈,正如“塞翁失马”这样的成语所昭示的,好东西并非永远是好的,它可以翻转为坏的。礼物是pharmakon,即既是药也是毒。若被给予之物看起来实在糟糕,就不容易把它视为礼物。要到能够视其为礼物,需要长时间抱头苦思、忍受痛苦的时光。不得不竭尽全力去追问被给予之物的意义。从这一点上,便能理解希腊悲剧中的箴言——“从痛苦中学习”。在将怎么也无法视为礼物的东西接受为礼物的过程中,人才走向成熟。新年到来、年岁增添一岁,绝不保证成熟。

让我们想想普罗米修斯的礼物。人们知道,普罗米修斯把“火”赠予人类,因而被绑在高加索的岩壁上,每天遭老鹰啄食肝脏的刑罚。实际上火既有益也有害。火所象征的技术与理性同样如此。它们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源泉,同时也是以核武器为代表的人类灭绝的潜在原因。然而据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所言,普罗米修斯除了火之外,还给了人类别的东西。若说那也是一种礼物,那便是礼物:一是让人类无法知晓自己可悯的命运,二是让人类怀着将来会更好的盲目希望而活。对命运的无知与盲目的希望,这对人究竟是药还是毒。在这里,“不知为福”的俗语战胜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箴言。总之,普罗米修斯赠予人类的是pharmakon,这一点是明确的。

回到最初的问题来作答。到底为什么要写作。因为有值得感谢的事。因为有真心想要感谢并记住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几乎不可能把被给予的一切都视为礼物,所以在能够如此看待之前需要长久的深思。文章也是那艰苦深思的产物。唯有真心的感谢之情涌出时,才诞生有价值的文章。书的开头或结尾通常附有“致谢”。那是向写书时给予帮助的人表达感谢的部分。然而书本身其实就可以说是对其中所提及的全部存在者的感谢之文。

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感叹同时代的人不思考。曾一度把电视当作罪魁祸首,如今则把电脑与互联网指为原因。然而根本原因另有所在。就在于不懂感谢。给多少就得多少,得多少就给多少,于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感谢的。在这样的世界里,充其量只有计算损益的思考横行。然而,若连进行计算的“我”也是被给予的,那么感谢便是人不可避免的命运。总之,智人是对存在心怀感谢的动物。是回顾无限宇宙与生命诞生的全过程,对自己作为一个点漂浮在那茫茫大海之中的被给予性心怀感谢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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