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公布了对检察高层干部的调查计划。于此,检方以教唆杀人嫌疑紧急逮捕公调处处长,以滥用职权、受贿嫌疑逮捕次长。由此,公调处的业务一度陷入瘫痪。此后,公调处将新任检察总长候选人列为腐败调查对象。对此,检方以作证虚假嫌疑逮捕公调处次长,并着手对处长展开调查。两机构间矛盾加剧后,总统更换了公调处领导层。
上述情形是2009年和2015年印度尼西亚肃贪委员会(KPK)与警方之间发生的事。只需把公调处换成肃贪委员会、把检方换成警方即可。作为印尼专责反腐的侦查机构,肃贪委员会是独立机构,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这与预定于2020年7月成立的韩国公调处在地位和权限上相似。因此,不能排除印尼那样的侦查机构间冲突局面在韩国重演的可能性。
31日,法律界有观点认为,若拥有强大权限的公调处与同样握有对应权限的检方走向冲突关系,可能出现灾难性局面。如果两机构展现缓和姿态并相互配合,刑事司法体系会顺畅运转;但若围绕特定案件积怨加深、认定对方滥用权限,随时都可能以侦查攻击对方。
其中,预计检方态度最强硬的部分,据分析是对公调处“压案不办”的制衡。根据前一天通过的“4+1协商体”公调处法案,侦查机构一旦获知高级公职人员的犯罪事实,必须立即通报公调处,公调处可就是否启动侦查作出判断。此外,对于侦查机构已着手的案件,公调处也可要求移交。
如果公调处通过这些权限把犯罪情报或案件拿走后无限期拖延侦查,也有人提出检方可能对公调处展开调查加以制衡。即,若就侦查被拖延的案件,有人向检方对公调处处长或公调处检察官提出渎职、滥用职权嫌疑的控告、举报,检方即可启动搜查扣押、通知传唤调查等侦查。法律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只要案件的控告、举报当事人或与侦查有利害关系的人向检方举报,就随时能形成介入侦查的名分。”
另外,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公调处会公正处理案件的信任,侦查机构在获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事实时,可能一边通报公调处一边同时着手侦查。通过搜查扣押或传唤调查等强制、任意侦查,产生向公众宣告“存在这样一起案件”的效果。由此,公调处可能在把案件原封不动从侦查机构拿走时感到负担。一位次长检察官表示:“如果公调处不断制造杂音,即便在调查企业挪用、背信过程中出现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的线索,行为方式也可能变成干脆不予认知。”
此外,当公调处要求检方移交已在侦查中的案件时,检方也有可能干脆拒绝。根据公调处法,公调处处长在要求移交案件时应“参照侦查的进展程度及公正性争议等”作出判断,而检方可以以“依照该条款来看并不适当”为由表明拒绝意向。实际上有分析认为,法案中即便侦查机构拒绝移交,也没有强制的办法。
还有观点提出,可能会有前检察高层出面,对公调处法案进行敏锐剖析并提出宪法诉愿。如果认定此次实际上把公调处打造为高级公职人员犯罪侦查“指挥塔”的法案使检方处于从属地位而不能坐视,就可能率先行动。实际上,1997年曾有前检察总长就检察厅法中“检察总长退任后两年内不得被任命为公职”的条款向韩国宪法法院提出宪法诉愿,并获得违宪裁定。一位检察高层干部指出:“拥有史无前例权限的公调处是民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的机构”,“让一个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机构接收全国所有犯罪情报的通报,必须予以纠正,这是检察官们的普遍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