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预计将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投资集中的领域也从原有的制造业扩展至金融、保险、房地产。相反,国内制造设备、建筑投资以及外国人直接投资等则在减少,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分析认为,这反映出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撤销或缩减国内生产基地、转而将工厂迁往海外的趋势。最低工资上调、每周52小时工作制、高税率的遗产税等束缚企业经营的各种监管被指为主要原因。作为韩国经济中坚力量的中坚企业数年来一直停留在4000家左右,量与质的成长均出现滞后,也令人担忧。
中坚企业创业一代的急速老龄化同样是当前课题。创业超过50年的企业(1629家,以2018年8月底为准)中,业主兼首席执行官(CEO)年龄在70岁以上的企业占18%,60岁以上的达49%。但由于遗产税税率高,企业传承难以顺利进行。也就是说,相当多企业可能面临经营权传承失败的最坏局面。企业传承失败,并不只是该企业自身的问题。不仅无法维持岗位,技术与营销等无形资产也会一并消失。
中坚企业研究院院长赵炳善27日在首尔麻浦区中坚企业联合会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指出:“为顺应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实现技术创新和开拓全球市场,必须培育(比中小创业企业业务扩张性更强的)中坚企业,但政府对中坚企业的理解和支持非常不足”,“要实现文在寅政府提出的‘就业政府’,就应通过积极培育中坚企业,壮实韩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对于最高达65%、居世界最高水平的遗产税税率,他强调:“与维持高税率的遗产税相比,应把政策重心转向让企业传承顺利进行,从而增加法人税等税收、扩充社会保障等社会安全网。”
——据说成长为中坚企业的企业在减少。
△中小企业成长为中坚企业、中坚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企业间规模跃升并不活跃。2015年起的三年间,营业收入3000亿至5000亿韩元区间的中坚企业仅增加39家,5000亿至1万亿韩元区间仅增加18家,营业收入1万亿韩元至资产规模10万亿韩元以下区间仅增加21家。虽然一直强调成长阶梯要有效运转,却出现了各种监管妨碍成长的矛盾局面。
——也有人指出中坚企业范围过于宽泛。
△处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即营业收入1500亿韩元至资产10万亿韩元以下区间的企业全都是中坚企业。为使它们成长,有必要将中坚企业政策细分,按区间对研发(R&D)、金融、人力等提供定制化支持。若划分为营业收入1500亿至3000亿韩元、3000亿至5000亿韩元、5000亿至1万亿韩元、1万亿韩元至资产10万亿韩元以下等,按规模分类施策,就能取得实质效果。
——将工厂迁往海外的企业在增加。
△以新员工薪资为标准来看,我国大企业高于日本,也高于美国和欧洲。最低工资上调使人力成本负担大幅增加,加上每周52小时工作制实施,韩国作为生产基地实际上已无优势可言。尤其是进入文在寅政府后,向海外工厂转移的步伐加快,实在令人遗憾。中坚企业本是能为青年提供优质岗位的源泉,如今连这一点也变得困难。
——中坚企业政策是否应从根本上改变?
△政府每推出一项中坚企业支持政策,中小企业界的反应都很冷淡。因为存在政府理应帮助中小企业的共识,而对中坚企业则普遍认为应自行成长、否则就该被淘汰。对中坚企业界而言,如何跨越这一障碍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但若考虑到一家中坚企业带动的中小企业多达400至500家,结论就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支持中坚企业可以期待对中小企业的涓滴效应。此外,考虑到各产业所处的全球环境,反而应把重点放在扩大规模上。考虑到与我们竞争的海外优秀企业体量有多大、为技术开发投资有多激进,仅因为是中坚企业就要求其自行成长是不负责任的。为此需要规模扩张(scale-up)政策。
——如何评价此次通过的税法修正案?
△明年起,享受家业继承扣除优惠的中坚及中小企业,其业种、资产、雇佣维持义务期限从10年缩短至7年,条件也有所放宽,这点值得肯定。雇佣维持标准可在“正规职员工人数”或“工资总额”两者中选择其一,也是好事。但仔细来看,家业继承扣除是指继承营业收入不足3000亿韩元的企业时,若经营20年以上,可最多减免500亿韩元遗产税的制度。也就是说,只对中小企业和初期中坚企业给予优惠,对规模较大的中坚企业而言等于别国之事。结果,创造就业能力强、法人税等贡献度大的中坚企业几乎没有顺利传承的通道。因此有声音主张,应把营业收入标准从3000亿韩元提高到1万亿韩元,把扣除上限从500亿韩元提高到1000亿韩元。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并非根本解决方案。基本框架本身必须改变。
——改变框架是什么意思?
△首先要追问为什么要给予家业继承扣除。不正是为了让企业传承顺利进行、扩大投资、创造优质岗位,并成长为名门长寿企业吗?要实现规模经济,就需要中坚企业中涌现更多名门长寿企业,但现实并非如此。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发达国家,一般继承税率较高,但企业继承适用较低税率。这是因为其背后有一种认识:为生产活动作贡献的企业资产会创造就业等公共财富。通过顺利的企业传承,企业得以存续50年、100年,期间分担的社会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障负担金数额庞大,因此出发点是“企业资产是公共品”的认识。事实上,2014年德国联邦韩国宪法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对企业的营业财产减免遗产税,有助于保障企业存续并保全岗位,增进公共福利。”
——我国的遗产税税率居世界最高水平。
△我国遗产税名义税率为50%,继日本55%之后位列第二,但若包含最大股东加算(30%)则达65%(中小企业为57.5%),实际上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的。美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9月公布了包括废除遗产税和下调法人税在内的破格税制改革方案。安倍晋三政权去年推动了促进中小企业家业传承的税收优惠方案。葡萄牙和斯洛伐克于2004年、瑞典于2005年、挪威和捷克于2014年彻底废除了遗产税。德国的遗产、赠与税最高税率为50%,但以继承或赠与方式传承企业时适用30%的最高税率。特别是当继承人即使投入自己可处分财产的50%仍无法个人缴纳遗产税时,超出该金额的剩余遗产税额可免予缴纳。减轻遗产税负担的理由只有一个:废除遗产税所获得的国家利益远大于维持遗产税。
——也就是说,与其维持遗产税,不如通过减轻遗产税来增加法人税等税收更为合理。
△这也有数据支撑。据延世大学教授金龙民最近发表的报告,以2017年为准,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全部国税中所占比重仅为2.6%。相反,所得税、法人税、增值税合计占全部国税的75.9%。也就是说,执着于仅占全部国税2.6%的税收,可能犯下错失法人税、增值税等更大税源的愚行。遗产税问题不应仅从财富世袭或税收角度,而应从国家整体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
——优质企业流向海外也是大问题吧?
△最近外国的投资招商专业顾问频繁登门。特别是没有遗产税的新加坡,据我所知,隶属新加坡投资局的投资机构一边宣传本国税制的优点,一边与业主们会面。例如,韩国某中坚企业A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另一法人并投资,新加坡投资机构也一同投资,A公司按投资额取得持股,在持股传承上也不存在问题。当然,可以毫无遗产税负担地把海外法人传给子女。这种情况会随之带来韩国资产外流问题,但对因高税率遗产税而苦恼的企业而言,只能被迫走向这样的选择。
——最近中坚企业界二代的动向也很活跃。
△中坚企业联合会下设的青年CEO网络已成立并开展活动。父母一代在国内经营、条件成熟后走向海外,而30岁至40岁出头的二代具备全球思维,对进军海外兴趣浓厚。相当多二代不仅与海外合作方沟通顺畅,还在全球市场建立了自己的人脉网络。把他们培养成优秀企业家也非常重要。
/论说委员 郑敏静 jmi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