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引发“毒丸条款”争议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修正案,有人指出共同民主党议员朴柱民是否反映参与连带的立场而进行了“受托立法”。因为国会“4+1(民主党、正未来党、正义党、民主平和党+替代新党)”司法改革协商体在公调处修正案中插入的“调查机关在认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时应立即通报公调处”这一条款,与2017年参与连带经朴议员介绍提交立法请愿的公调处方案中的条款事实上完全相同。
朴议员是作为民主党代表参与4+1协商体、制定本次修正案的当事人。特别是在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朴相基任内的2017年9月,法务·检察改革委员会曾提出含有类似条款的公调处方案,但因引发争议而由政府直接删除,如今该条款再次被纳入法案,其背景引发越来越多疑问。
据Seoul Economic Daily 29日采访了解,明示“得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时通报公调处”、引发毒丸条款争议的公调处修正案条款,经确认与2017年参与连带立法请愿的方案相同。
修正案第24条(与其他调查机关的关系)第2项规定:“其他调查机关在侦查犯罪过程中认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等情形时,应立即将该事实通报调查处。”参与连带方案第26条(与检察等的业务协助)第2项也写明:“检察厅、韩国监查院、韩国国税厅等相关机关在与业务相关时得知存在高级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时,应毫不迟延地将内容通知处长。”
虽然参与连带方案中须向公调处通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的机关范围更广,包括韩国监查院和韩国国税厅,但其根本宗旨与效力被解读为相同。参与连带于2017年9月11日通过朴议员介绍,将含有该条款的方案向国会提交立法请愿。
一位要求匿名的法学院教授表示:“公调处是小规模组织,情报能力不及检警,因此民间社会曾有讨论认为,要在高级公职人员调查中拥有优先权,就需要通报、通知条款。”
法律界内外对国会内部从未讨论过的通报条款在最后阶段被纳入的背景提出质疑。事实上,通报条款在第20届国会提出的公调处法案中完全找不到。第20届国会中,已故正义党议员卢会灿(2016年7月21日)、共同民主党议员朴范界(2016年8月8日)、共同民主党议员梁承晁(2016年12月14日)、正未来党议员吴信焕(2017年10月31日)都曾提出公调处法案,但均没有认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时须向公调处通报、通知的内容。也就是说,这是国会正式层面完全未讨论过的事项。
此外,文在寅政府也有直接撤回类似条款的先例。2017年9月,法务·检察改革委员会提出含有“调查机关着手侦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时应将要旨通知处长”条款的公调处方案,但一个月后韩国法务部确定政府方案时,考虑到法律争议删除了该条款。
考虑到上述前后情况,有人指出通过参与连带方案已知悉通报条款的朴议员是否与参与连带“串通”进行了受托立法。曾任支厅长的法务法人东仁律师金钟民指出:“在法务检察改革委公调处方案公布时就曾出现担忧,认为仅凭该条款就会使调查机关与公调处形成上下级、指挥控制关系”,“4+1方面在试图通过公调处法一周前突然将其加入,是严重的行为。”
目前检察机关和自由韩国党反对称:“国会至今完全未曾讨论的‘毒丸条款’突然被加入。”其主张是,有了该条款,公调处事实上将成为分配和控制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的机关。
4+1方面主张,该通报条款对于防止调查机关之间案件侦查重复、混乱,以及防止检察机关将案件掩埋是必要的。朴议员27日在扩大干部会议上主张:“修正案没有脱离原案宗旨,反而是部分接纳并反映了检察机关的意见”,“不能脱离依民主、合法程序制定的检察改革宗旨。”
在此期间,4+1所属主体中也出现了反对通报条款的议员。正未来党议员周昇镛27日在最高委员会议上指出:“检察机关向并非上级机关的公调处报告内容,也有很多违宪之虞。”另据媒体报道,民主党议员曹应天27日在非公开议员总会上也就通报条款表示“过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