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27 | 이지성 기자

韩国宪法法院将外交冲击降至最低…慰安妇协议引发的“社会矛盾”料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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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韩国宪法法院对韩日慰安妇受害者与萨哈林强制征用受害者提起的宪法诉愿接连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围绕韩日慰安妇协议的社会矛盾与争议在一段时间内预计仍将各行其道。虽然可能因韩日两国政府的外交解决方案而迎来新局面,但自文在寅总统去年年底决定解散依据两国协议成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后,局势一直未能摆脱僵持状态。

围绕慰安妇协议的争议要追溯到2015年12月28日。当时朴槿惠政府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以最终且不可逆的方式了结慰安妇问题。协议消息一经传出,以慰安妇受害者以及当时的野党和民间团体为中心,批评声接连不断,称其为屈辱性外交谈判。特别是就日本政府同意出资10亿日元(约100亿韩元)作为基金会基金一事,甚至有人指出这是排除了受害者乃至国民意见的“草率外交的典型”。

慰安妇受害者于次年提起宪法诉愿,主张“韩国政府通过慰安妇协议封堵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对日本行使赔偿请求权的途径,且未为实现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权作出任何努力”,“这违反了应实现受害者对日本的赔偿请求权的宪法义务,侵害了受害者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也侵害了其从国家获得外交保护的权利”。

萨哈林强制征用受害者于2012年针对外交部长官提起宪法诉愿。他们过去在日本煤矿公司等地从事强制劳动所得的工资被强制存入日本邮政储金或简易生命保险,但至今未能取回。原因是日本政府主张,韩日协定之后取得韩国国籍者的财产权已消灭。宪法法院判断,难以认定韩国政府未履行解决争端的义务,故不能成为宪法诉愿的对象。

韩日关系自去年10月韩国大法院作出日本应向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强制征用受害者各赔偿1亿韩元慰问金的判决后,急速转冷。此后日本对韩国启动了力度极大的出口管制,韩国国内抵制日本产品运动扩散,双方矛盾尖锐持续至今。

宪法法院此次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时,认定慰安妇协议并非“国家间条约”,而是一种“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宪法法院指出:“对于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应认为国民的法律地位不因此受到影响”,“因此也难以认为存在侵害慰安妇受害者赔偿请求权等基本权利的可能性”。其含义是,因为是协议而非条约,提起宪法诉愿的效力本身并不产生。宪法法院认为,两国以口头形式达成协议,未经条约缔结程序,未形成法律关系,故属于不具约束力的协议。

法律界评价认为,宪法法院此次判断虽是指慰安妇协议本身不能成为宪法诉愿的对象,但也考虑了外交部的立场,朝着将外交影响与争议最小化的方向作出决定。此前外交部曾以“外交协议不能成为宪法诉愿对象”为由,向宪法法院提交了要求不予受理的意见书。宪法法院对此次宪法诉愿作出不予受理而非合宪决定,也意味着不愿给现政府增加外交负担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

但围绕韩日慰安妇协议的受害者与国家之间的法律诉讼仍在进行中。首尔高等法院26日在姜日出老人等慰安妇受害者针对国家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中作出了强制调解决定。此前姜老人等慰安妇受害者以韩日慰安妇协议致其遭受精神与物质损害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国家向每名生存者支付1亿韩元慰问金。

去年8月的一审判决原告败诉。当时法院判定国家胜诉,称“外交行为属于在国家间关系中允许广泛裁量权的领域,因此不能认为韩日慰安妇协议构成国家的违法行为”。

作出强制调解的二审在决定书中写入了如下内容:“国家虚心承认慰安妇协议违反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原则,致使受害者遭受精神痛苦,国家今后将继续为恢复受害者的尊严与名誉而作出对内对外的努力。”若双方不提出异议,调解方案即具有确定判决的效力。但由于决定书内容含糊,主流观点认为慰安妇受害者与国家的法律攻防将持续到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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