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方强行推进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设置法中,追加了可能使权力型腐败调查失效的毒丸条款,争议不断扩大。在围绕引入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补丁选举法”处理进行最后角力的同时,朝野也就可能变质为“不受控制的怪物”的公调处展开攻防。共同民主党与4个小党参与的“4+1协商体”近期达成一致的公调处法第24条中,增加了“其他侦查机关在侦查犯罪过程中认知到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等情形时,应立即将该事实通报公调处,并由公调处回复是否启动侦查”的条款。最初由共同民主党议员白惠莲提出、并在4月被指定为快速通道法案的公调处法规定,“与公调处重叠的其他侦查机关的侦查,在公调处要求移交时,其他侦查机关应予配合”。正义党议员尹昭夏提出的最新修正案也原样保留了该条款。若公调处拥有如此无所不能的权限,对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一家的疑云、青瓦台干预蔚山市长选举疑云、柳在洙监察被搁置事件等权力腐败的查明将变得困难。因为即便公调处把检方已启动侦查的权力腐败案件捂住,也没有其他制约手段。
执政方还决定不设置此前被提及作为制衡公调处起诉权补充方案的“起诉审议委员会”。总统在推荐委员会提出的2名候选人中任命1人为公调处处长时须获得“国会同意”的内容也被删除。公调处检察官的条件也放宽为“持有律师资格10年以上、并从事审判、侦查、调查业务5年以上者”。这为民辩出身的律师大举进入公调处担任检察官打开了通道。公调处变质为不受制衡的“超级监察机构”的忧虑很高。其很有可能无法发挥彻底侦查权力腐败的正功能,反而只履行挖掘政敌把柄的负功能。若执政方强行通过公调处设置法,其后遗症将无法承担。即使现在也应通过朝野协商,设立制衡公调处的最低限度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