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8 | 오현환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要解决极端少子化与老龄化,须先改革劳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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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自2001年进入超低出生率国家之后,近20年都未能摆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有10多个国家经历过这种现象,但大多在短期内恢复。”汉阳大学高龄社会研究院院长李三植对以最快速度冲向超高龄社会的韩国未来感到悲观。他表示,老年人口比重在西欧会稳定在30%左右,而韩国将达到50%,届时因过重的税收和负担金而离开韩国的年轻人会增多,由此韩国社会可能崩溃。他预计,克服低出生率危机应从改革劳动市场中寻找出路。这位在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低出生率与老龄化问题20余年、3年前转入汉阳大学的院长,记者在其汉阳大学校内办公室与他见面,听取了解决方案。

-第三季度总和生育率为0.88,创历史最差纪录。

△从人口学看有两个节点很重要。一个是总和生育率2.1,即长期来看人口既不减少也不增加的稳定人口(stable population)。低于该水平就是低出生率国家。韩国1983年达到2.1,次年降至1.76,此后35年未能恢复。第二个节点是1.3,低于该水平即为超低出生率国家。2001年成为超低出生率国家后已持续近20年。OECD国家中有10多个国家经历过低于1.3,但大多在短期内恢复。日本也在2年内恢复。人口学泰斗沃尔夫冈·卢茨提出了陷入低出生率后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与牺牲都无法恢复的“低生育率陷阱”假说。我认为韩国正属于此。2018年生育率甚至跌破1。生育率低于1的情况,只有在罗马帝国灭亡前夕和2010年代初期的台湾出现过数年。

-人口结构变为倒金字塔,老人抚养似将出现大问题。

△生育率骤降而平均寿命延长,老人抚养问题不可避免。韩国社会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按老年人口比率划分的老龄化社会(7%)、老龄社会(14%)、超高龄社会(20%)的进入速度堪称“无法逾越之壁(根本无法跨越的四次元之墙)”。预计老年人口比率到2060年代将超过50%。相反,抚养老人的适龄劳动人口(15~49岁)已在2018年转为减少。韩国的老龄化并非只以老人抚养问题告终,还可能导致年轻一代离开韩国、韩国社会崩溃。因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多,税收和福利费用等使年轻一代负担急剧加重。

-四大保险的财政恶化令人担忧。

△韩国国民年金积累金将枯竭,或需废止或寻找替代方案。国民年金制度是年轻时缴纳积累、年老后每月定额领取。但韩国目前平均寿命为82岁,30~40年后将超过90岁。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年金支付增多,积累金预计将于2057年枯竭。即便进行提高保险费或削减年金给付的改革,也只能将枯竭时点推迟2~3年。应探索对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征税、引入基本收入等替代方案。这并非想象中的事。

-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很重要。

△低出生率老龄化现象在韩国最为严重。法国等西欧国家的老年人口预计将稳定在30%区间。20个百分点的差距是巨大的。政治领导人需要清醒,但他们对未来没有责任感和愿景。低出生率老龄化现象一旦发生就会持续50~100年。必须以超长期的愿景或蓝图来制定政策。然而政权只有5年,因此不愿为未来负责,只执着于眼前5年的成果。每次5年一度的基本计划变更时,战略和目标都全部改变,缺乏一致性。日本、欧洲及OECD国家大多拥有超长期蓝图,即便政权更替也能一贯地延续政策。

-现政府在福利领域是否在滥发支援?

△人口趋势、财政、四大保险等对未来的预测数据都已具备。相关的收入与支出可以非常简单地计算。必须在可持续的同时,兼顾劳动阶层生活的稳定性和老年阶层基本生活权的保障,做出最大限度的设计。若在特定任期内把政策制定错了,就难以轻易改变。据说日本政府也因过去特定任期内过度扩大支援,负担变得过大而苦恼颇多。应按照人口学展望,对政策进行中长期设计。

-有人指出劳动市场两极化对低出生率产生不良影响。

△我个人认为低出生率问题的根源在劳动市场。有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市场因学历、学缘主义而歧视严重,导致课外教育费负担,最终演变为养育负担。二是能够让出优质岗位的婴儿潮一代完全退休的时点还很遥远。日本在二战后3年间形成的婴儿潮一代(团块世代,1947~1949年出生)退休后,生育率在2005年和2006年触底回升。劳动市场上正式员工比率提高,结婚增多,生育率也随之上升。韩国经历解放和6·25战争,婴儿潮一代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形成。预计要到2030年,1970年代初期出生的一代才会完成退休。

-低出生率对策10年投入了100万亿韩元,但效果不大。

△虽说花了很多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不算多。费用不应把多年捆在一起,而应以1年为单位比较。OECD以家庭支出费用(family expenditure)来比较低出生率支援规模。韩国这项支出在2006年开始实施低出生率对策时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2%,现已增至1.2%。但目前OECD国家平均为2.3%,法国、瑞典、德国等通常为4~5%。相当于还只用了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降低生育率的政策容易,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则非常难。

-即使60岁退休,到领取国民年金的65岁之前没有收入,存在困难。

△这一时期被称为“收入裂隙(income crevasse)”,意指如冰川缝隙一般艰难。即便只为缩小收入裂隙,逐步延长雇佣也是好的。高龄者工作有很多优点。身体更健康,医疗费花得少,还能纳税,也不会被家人抛弃。年轻层与高龄者之间存在岗位冲突,但目前还不大。若能让高龄者承担起高龄社会的责任,就能更为软着陆。

-若只延长退休年龄,按工作年限递增的年功工资制可能加重企业负担。

△延长退休年龄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必须进行工资体系改革,让企业有喘息空间。工资体系改革还要与工作方式改善相衔接。可以按业绩为基础,或按缩减的工作时间比例支付工资。第二,除延长退休年龄外,还应让企业和个人在再雇佣、废除退休年龄制度中作出选择。再雇佣时可在续约过程中重新调整劳动条件。日本做得很好。日本已将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

-也有主张应积极接纳外国移民。

△为维持国家,提高生育率是根本解决办法。任何手段都无法长期使用。填补低出生率缺口的方法有扩大女性就业、缓解高龄层退出劳动市场,若仍不足则是引进外国劳动力。若韩国生育率长期低于1,或许不得不在护理、中小企业等领域接纳外国劳动力。但外国人可能引发社会融合问题。若是移民,就应彻底作为韩国人的一员来接纳。不仅语言文化教育,人权、福利问题等都要全部解决。

-因人口减少而进入消亡阶段的地方城市不少。

△问题在三个方面加剧。首先,地方无人居住的区域扩大,留下的人口(主要是老人)生存受到威胁。医院、商铺等消失,有钱也无处消费,公共交通稀少导致出行不便,身体衰老连乘公交都困难。这种所谓的食品难民现象,在日本和德国10年间成为极大问题。日本还为确保消亡城市的生存权制定了十年计划。第二,会产生被抛弃的农田、生活设施等自然环境破坏问题。第三是为整合这些问题,以何处为据点让人们居住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老龄化政策有何可借鉴之处。

△值得学习的是,无论引入何种政策,都要改变社会结构与文化本身。1970年代瑞典因经济增长出现劳动力不足,开始推行工作与家庭兼顾政策。当时制定政策,确保女性绝不因结婚和生育而受到不利待遇。为让男性下班后承担一半家务,严格执行下班时间。育儿休假支援制度通过引入父母保险制得以扩展。这是为改善原有雇佣保险提供的育儿休假津贴过少的问题,并让男性也能休假,而干脆新设了一项保险。男女都可使用产育假,休假期间的津贴大胆地支付至80%。瑞典的工作与家庭兼顾政策虽起因于劳动力不足,却也阻止了生育率下降。职场上下班时间与托儿所保育的起止时间也相互匹配。韩国的职场下班时间与托儿所、小学的结束时间不匹配,只能把孩子送去补习班或托付给看护。应像发达国家那样,把每一项制度从雇佣、教育、保育、看护、性别等多个角度融合起来加以衔接和设计。

-改善低出生率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

△劳动市场的变化很重要。以大企业正式职工的收入为100时,大企业非正式职工、中小企业正式职工、中小企业非正式职工的收入水平分别为63、56、41,在这样两极化的社会(截至2018年6月),连梦想结婚本身都不容易。劳动市场上按学历、学缘、性别、职位的歧视极为严重。年轻人苦恼于自己在这里究竟能否生存下去。他们干脆放弃早婚,到了较大年龄还在犹豫要不要结婚。韩国与西方不同,不结婚就不生育。非婚生育比率不到20%。即便结婚也有不少不生孩子的情况。若生孩子,则哪怕借债也从幼儿园阶段起全力投入课外教育。因为各自都经历过劳动市场,太清楚了。此外,比装样子努力更重要的是能否一贯地坚持。比起零散的政策,改变社会结构和文化本身也很重要。/论说委员 吴贤焕 hh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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