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自由企业院院长金正浩的经历十分多彩。他曾作为研究所所长奔走于经济现场,也曾作为教授在大学里授课。他参与过规制改革委员会、社会统合委员会等政府委员会,也曾担任民间智库代表。十多年前,他还作为国内最年长的说唱歌手发表过3首歌曲。如今他活跃于视频平台。表面上看,这些经历似乎并无关联。但深入来看,却有一条贯穿的主线,那就是自由市场经济。金前院长无论是唱歌时还是站上讲台时,都在宣讲市场经济。如今他仍自称自由市场经济的传道者,一路走来。日前记者与一年多前转型为视频创作者的金前院长见面,听他讲述国内外经济形势。
——数年前您还组建了名为“金博士与诗人们”的组合,作为说唱歌手活动。
△当初是为了宣传市场经济而开始的,我认为取得了一定成果。我还专门学过说唱,也听到过说我唱得不错的评价。但说唱并不容易。歌词要自己写,押韵要自己编,还要边唱边准确传达,比想象中更费力。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很好的经历。
——您现在做的“金正浩经济TV”订阅者已超过9万人。
△去年10月开设,至今一年多。我努力制作优质内容,订阅者似乎很认可。拍摄在自由企业院的研究室进行,剪辑也由我自己完成。这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与教授或研究院院长的生活相比,视频创作者的生活相当不同。当教授、研究员时,倾向于研究自己想研究的内容。但做视频后,精力就集中在寻找和制作观众愿意听的内容上。
——当前韩国经济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
△我认为是在美国与中国的角力中确定我们的位置。尤其是与中国关系的设定很重要。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也不为过。首先,经济政策中如何设定与中国的关系是重要议题。无论喜欢与否,与中国在经济上保持紧密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与韩国至少在未来10年左右很可能延续经济上的互补关系。问题在于政治。考虑到与美国的同盟,就必须与中国明确划清界线。应该走澳大利亚或欧盟(EU)那样的路。
——那么该怎么做?
△最明智的做法是与中国做生意,但在政治上坚持严格态度。澳大利亚与中国积极开展经济交流,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不放弃与美国等西方的紧密合作关系,是很好的榜样。需要坚持生意与政治分开的立场。
如果表现得含糊摇摆,哪一方都不会给予信任。最重要的是,凡违背自由民主主义的事,即便眼前有利,拒绝才是正确的选择。政权可能因政治逻辑而偏向中国,但国民不能只是旁观。国民应发出声音予以纠正。归根结底,国民的态度很重要。
——最近各方都在喊经济要撑不住了。
△目前韩国经济处于临界状态。钢铁、造船、石化等主力制造业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点,如今呈下行曲线。出口减少,市场又被中国抢走,已陷入瓶颈。造船业虽说最近略有好转,但很可能难以持久。个体经营者等小微业者因每周52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急剧上涨而艰难,新产业则因既得利益者的抵抗而面临搁浅危机。既有产业在崩塌,新产业却连芽都没能萌出。我们过去靠对标其他国家的战略取得成功。如今必须创造大韩民国自己的东西,令人担忧。研究开发(R&D)领域常需通宵,但一律适用每周52小时,加上工会问题等,气氛松懈了。每出问题就打补丁的对策难以解决问题。当下韩国的状况,给人感觉已进入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入口。经济主体,尤其是政府,必须尽快具备危机意识。
——有不少批评认为,中小企业适合业种、大型超市营业限制等以保护弱者或公益为名的政策只带来反效果。
△现实是我国中小企业不像德国、瑞士的中小企业那样具备独自闯关的实力。对大企业和政府过于依赖。是政策造成的。既无走向海外的意愿,也无独立的意志。这就是区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政策必然失败的结构性原因。认为限制大型超市消费者就会去传统市场,是错觉。如今是在家网购的时代。市场几乎完全全球化了。甚至连旅游,消费者也在全球市场中选择。可是,靠管制国内市场的几个竞争者,并不能让中小企业或街边超市复活。反而只是在扼杀那些能在世界市场生存的有竞争力的企业。世界在变,政府却沉溺于政治逻辑。
——现政府也强调规制改革,但现场反应冷淡。
△这是因为无法克服长期扎根于国民头脑中的反企业、反市场情绪。政府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一方面高喊要放松管制、发展新产业,另一方面又煽动国民的反市场情绪、对既得利益的执着,并借此立法,结果管制反而更加严厉。规制改革委员会原本是为取消管制而设立的,之所以做不到也是这个原因。规改委最终成了只对政府管制政策进行追认的形式化机构。问题是当下我国政坛没有真正的领导者,满是随国民情绪摇摆的追随者。看不到有勇气说出与国民想法不同并加以劝说的政治家。真正的领导者是逆着国民情绪去改变大势的人,而我国没有具备这种勇气的政治家。
——在国外这样的政治家也很难出现吧。
△虽不完美,但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很好的榜样。她具备推行让许多国民不适的破格政策的勇气。曾在支持率跌至谷底的困难条件下也毫不退缩地推进,最终改变了英国经济的格局,不是吗?最近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似乎也在走类似的路,引人关注。变数还很多,评价尚早,但尽管遭到强硬工会等抵抗,仍试图纠正错误,这值得肯定。
——近来韩国国民年金曾试图议决股东权行使指引,后又搁置。
△我认为,持续推进通过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必然会干预经营。对于成为社会问题的事项,市民团体等会要求介入其认为有问题的企业的经营。即便不算国民年金的情况,劳动董事制等当前政府政策也不是走向股东价值经营,而是只朝劳动者喜欢的方向走。其中最重要的消费者被完全排除在外。眼里没有消费者,只走让劳动者舒服的路,令人担忧。这是大家一起垮掉的路,却没有意识到。
——每次国家竞争力评估,劳资关系都成为拉低分数的主要因素。
△现政府的劳动政策似乎想让所有者失去力量。回顾过去的案例,当所有者撒手、职业经理人接手后的结果令人心惊。想想1980年代的起亚汽车。当时的经营者比起股东,更用心于同政治人物、工会亲近相处。与工会携手,初期展现热情,但没能持续多久。业绩出不来,便沉迷于粉饰会计,最终公司不是毁了吗?工会成员的岗位自然也消失了。若继续像现在这样偏向工会的政策,这类不幸事态可能再次发生。现在政府要做的不是看工会的脸色,而是对违法的工会活动严格执法。工会不能拥有治外法权。
——有不少指出,过高的遗产税是可持续经营的重大障碍。
△实际上高达65%的经营权遗产税,是以富人为目标的“富人税”和“嫉妒税”。税收效果并不大,却维持如此过高的遗产税,是出于引发国民对富人反感的政略考量。因为遗产税,如今第三、四代财阀掌门人全都是有前科者,或成为、很可能成为潜在犯罪者。本就脆弱的经营权连正当性都没有,企业经营越来越朝着讨好政界的方向走,令人遗憾。企业只看政界脸色,如何能在全球竞争中胜出?尤其是因过高的遗产税,所有者若将持股卖给私募基金,还有企业落入中国资本之手的忧虑。因遗产税问题导致企业承继中断、所有者领导力崩塌,并非可取之事。有必要像德国那样灵活运作:子女继承父母的企业并维持7至10年雇佣,就延期征税或减免、免除。论说委员 林锡勋 s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