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社会的问题在于把所有议题都政治化。连由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被政治议题化,以致无法把握其实质本质。”
韩国科学技术团体总联合会会长金明子15日在首尔光化门附近某处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独家采访时,担忧地表示,在近来再度激荡的工业革命之中,韩国无论国家、组织还是个人都未能把握未来方向,陷入混乱。她说:“如今我们社会一味偏向政治,重大议题全被埋没,丧失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间,令人担心此前累积起来的‘汉江奇迹’这座心血之塔将会如何。”
最近以《以工业革命读世界史》为题著成近600页大作的金会长回顾说:“从近代史看,在工业革命中领先的国家成为世界史的主角,而在这一过程中,开放与创新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意即率先实行开放与创新的国家,会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角。她诊断说:“科学技术的属性在于,只要某个问题有答案,就必然朝那个方向前进”,“随科学技术发展而来的工业革命,最终也只是因各国政府能力不同而有快慢的时间差别,结果上(靠监管)是无法阻止工业革命的。”因此金会长强调:“在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市场让给(海外企业、资本)之前,我们具备自救能力加以准备非常重要。”金会长解释说,若不然,政府用监管堵住工业革命新开辟的市场,国内就无法培育出具备自救能力的新技术、新服务产业生态,不仅无法进军全球市场,连本土市场都可能让给海外企业。
金会长强调,工业革命史的教训是,不仅核心产业技术之间的融合重要,科学技术与其他领域之间的融合同样重要。回顾第一至第三次工业革命,次数越高,国家之间、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大,若不能适当调节,国际性、社会性的矛盾与分裂就会加剧;因此必须发挥国家与社会的能力,使非科技领域能够接纳科技创新。
在本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期,围绕共享经济服务的社会矛盾也在国内外上演。国内车辆运输共享服务“TADA”遭出租车行业誓死反对,就是代表性事例。她对此评价说,在共享经济初期,新体制与旧体制碰撞,事关生计的利益相关方之间产生矛盾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由于信息通信等技术创新正在推进,金会长认为我们社会终将走向共享经济。她预计:“(政府在国内)即便用监管封堵共享经济,世界已经数字全球化,人、资本、商品、信息、技术无国界流动,结果只会落到把市场让给(海外企业)的失败。”因此金会长分析,问题不在于做不做共享经济,而在于走向那条路的过程中,因社会矛盾要付出多少消耗战代价,而这将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能力。
因此金会长强调,调解科技创新带来的社会矛盾并在社会层面加以融合的国家治理能力已变得极其重要。她尤其主张,对于像共享经济这类引发社会矛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与服务,政府与其用监管封堵,更需要通过提供激励来平衡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她建议:“需要一种协调的政策:为因新技术普及而受负面影响的群体开辟生路,同时(放松监管)允许新技术进入。要做到这一点,就应把利益相关方作为创新的伙伴,给予足以达成共识的激励。”
问题是政府是否有足够意愿朝这一方向发挥国家治理能力。金会长指出:“监管越少的国家,新产业自然越活跃,青年岗位必然越多”,“韩国有各种奇特的监管,还曾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评价为监管数量多、监管质量差。”对于监管迟迟难以化解,她诊断说:“这是政府以多强的意志推进化解矛盾的社会协商的问题。”她接着强调:“与过去相比,我们社会更加多元化,市民社会的声音更强,政府(调解社会矛盾的)工作确有变难的一面,但由国民授权的政府说‘事情太难做不了’,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参与政府时期曾被作为教育副总理第一顺位人选提议、却以希望以国会议员身份继续在立法机构发挥作用为由推辞的金会长,还要求革新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人才教育体系。她强调融合教育的重要性:“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以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基础,并要求在此之上具备人文素养的人才。”她尤其介绍说:“所有产业都围绕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重组,发达国家正在加强数学和科学教育的比重,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比重也在扩大。”然而她感叹:“我们的现实却是在高考中不断缩减数学、科学科目的比重,与时代要求背道而驰。”她还诊断说:“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中小学课程中数学、科学、技术教育的计算思维能力被大大强调”,“明确界定问题、培养人或计算机高效寻找解决方案的思考过程,培养从大数据中找出秩序、发现模式、理解意义的能力很重要,但教师们并未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和训练。”关于高等教育,她讲述了教育界的现实:“韩国的大学在数量上大幅膨胀,但在质量上反而走下坡路”,“由于各种监管等内外情况,设立学科或调整招生名额都不顺利,在补充AI、信息通信、计算专家方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金会长建议:“为培养、确保和使用优秀人才,改善待遇、确保研究经费、福利支持政策都很重要,但必须实现更根本的变化”,“一句话,连接教育、研究开发(R&D)、专利、技术转移、产业的整个生态循环都必须革新。”作为具体方案,她介绍说:“学界、产业界、政府从规划到产业化共同参与的螺旋模型正被强调”,“也就是R&D相关主体从头到尾一起走。”
对于近来因日本贸易报复而暴露弱点的韩国材料、零部件、装备技术产业,金会长建议:“应合理化监管,使企业能够对风险负担大的技术项目进行前瞻性投资。”她还要求政府为实现从基础科学研究到R&D全周期的结构性革新、提高自主性与创造性的生态革新、优秀人才培养等,持续监测一线情况并弥补问题的细致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