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钟路警察署情报官徐相勋(中)7日在光化门广场,面对一名在此静坐的脱北者因看到反美团体成员游行而激动时,通过对话防止两个团体之间的冲突。/吴承贤记者 “马上就结束了,请再忍耐一下。”
7日,反美集会参加者走到在首尔钟路区政府综合大楼前静坐的脱北者帐篷正前方,高喊“美军撤离”等口号,双方之间气氛紧张。似是反美口号刺耳,脱北者反应激动,在附近密切关注局势的钟路警察署警卫徐相勋像医生对待患者一样加以安抚。徐警卫是通过对话在集会现场与示威者建立交情与信任、争取配合的对话警察。上午10时随反美团体的集会与游行开始工作的徐警卫,防止了各处可能发生的冲突。
当天反美团体在首尔钟路区驻韩美国大使馆前集会、游行,共有三次险与立场相反的集会参加者发生摩擦。美国大使馆附近的Kyobo Book Centre前有脱北者团体,对面的世宗文化会馆有保守倾向的“殉国决死队”,政府大楼前则有脱北者和保守团体在帐篷静坐。在反美团体游行开始前,徐警卫就走访了对立阵营所在之处请求配合。集会与示威者中似乎没有人不认识徐警卫,彼此十分熟悉。一名保守团体成员评价徐警卫说:“他会亲切地告知自己的所属和姓名,让人相处得自在”,“与一般警察感觉完全不同”。
对话警察制度去年8月试行后,自10月起扩大实施。佩戴专门识别标识的对话警察,便于参加者、主办方和普通市民在就集会需要警方措施与帮助时找到。当然每场集会都会部署警备警力,但与之分开、独立活动的对话警察以中立立场充当集会参加者与警备警察之间的桥梁。目前对话警察在首尔约有400人,全国约1400人在活动。
◇与集会参加者沟通,最大限度减少非法暴力行为=对话警察制度借鉴了瑞典。瑞典在2001年欧盟(EU)首脑会议反对示威时因警方开枪致示威参加者死亡而引发争议,遂判断事前防止冲突的谈判能力比武力镇压更重要,由此引入了对话警察制。
在韩国,此前一直由一线警察署的情报官负责集会现场管理。这些情报官承担集会与示威相关的信息收集及和平管理工作,但也有人怀疑其是否在监视民间人士。情报官在集会与示威现场发挥控制现场、抑制参加者暴力行为的作用,但考虑到要引导和平集会与示威,须进一步加强与参加者的沟通,因而引入了对话警察制。
据此,部分原有情报官被抽调接受培训后作为对话警察活动,负责警备工作的警察机动队中也组建了“对话警察队”。如果说瑞典的对话警察侧重于阻止暴力集会的谈判,那么“韩国型对话警察”的作用是支持集会参加者安全地表达意见。一名警方人士表示:“引导人们前往集会现场附近的公共开放厕所都算是主要工作。”
进入文在寅政府后,集会与示威大幅增加。去年举行的集会与示威为6万8315起,比上一年增加58%。相反,非法暴力示威为12起,与2017年持平。2016年烛光集会之后,和平示威文化正逐步扎根,但发生非法暴力集会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对话警察的作用因此变大,需求也势必增加。实际上,从去年8月15日至今年10月底,对话警察投入集会现场的情况仅在首尔就达2685次,累计9159人次,活动十分活跃。一名警方人士解释说:“今年上半年工会的激烈集会和10月保守团体的大规模集会,使集会现场被带走的人数可能较多,但暴力集会件数本身呈减少趋势。”
◇被评为“一半的成功”,也有人指出在大规模集会中存在局限=正式引入对话警察制一年多以来,警界内外出现了“一半的成功”的评价。每到周末,首尔市内政治立场对立的团体同时多点举行集会,发生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很高,但对话警察扮演调解者角色,出色地完成了防止冲突的任务。
也有人期待,若对话警察制得以确立,长期来看可将集会与示威现场的警力控制在必要范围内的最小规模。随着义务警察制废止,包括机动队在内的警备人力势必大幅减少,在此情况下若对话警察发挥应有作用,便可承担过去在集会与示威现场由数十至数百名警力担负的职责。
不过也有人指出,在大规模集会中对话警察的作用有限。警方在小规模集会时投入1~2名对话警察协调现场,在数千至数万人聚集的集会中则投入警察机动队对话警察队。4月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在国会前的集会、10月文在寅下野泛国民斗争本部的集会等大规模集会中,尽管投入了对话警察,仍各有数十人因涉嫌违反集会与示威相关法律及妨碍业务等在现场被带走。上月30日在光化门一带举行的民众大会参加者在青瓦台前道路游行时举起数十支火把,对于这类未曾预料的非法行为,目前难有应对之策。一名警方人士表示:“对话警察只是事前防止非法的角色,从非法行为发生的瞬间起就是警备警察的职责。”
警方正通过引入对话警察制改善集会现场管理方式,但若社会矛盾尖锐化,迄今的努力也可能一朝化为泡影。因为一旦发生像法国黄背心示威或香港民主化示威那样的激烈暴力示威,对话警察也无用武之地。一名警方人士表示:“今年下半年以来每逢周末都有大规模集会举行,不仅对话警察,警力全面动员以保护国民生命、减少摩擦”,“希望即使立场不同,也能像对话警察那样通过对话减少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