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苦恼。部长说‘都到年末了,年终聚会还是得办’,可后辈们却公开表示讨厌,说这是‘天底下最没用的事’。既要看上司的脸色,又要顾及后辈员工,简直要命。”
在韩国某大企业工作的金京浩(44岁,化名)次长,在年末堆积如山的工作中忙得不可开交,同时还因准备年终聚会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压力。他说:“我提议了后辈们可能有兴趣的观看演出或高档餐厅用餐,但全被否决了”,“最后结论是和组员们轻松吃个午饭,但为了难免感到失落的部长,看来还得另外安排一场晚间酒局。”
在职场中层管理者中间,年末年终聚会的准备工作成了头疼事。因为要在“不管世道怎么变,总结一年总该和员工喝一杯吧”的上司,与“得抛弃这种老古董想法”、直截了当表示拒绝的下属之间,找到能维持年末融洽气氛的“妙招”。
在以机械业务为主、垂直型职场文化浓厚的公司工作的朴明秀(45岁,化名)次长叹息道:“我把日期、菜单等全权交给后辈员工,还单独约见几个人,恳求他们务必参加年终聚会,才勉强让部门全员同意一起吃午饭”,“包括部长在内的上司们表面上装得很洒脱,接受了午餐年终聚会,但偶尔冒出的一句话中,常常能感觉到‘就只能办成这样吗’的责备意味。”在流通公司工作的李成洙(39岁,化名)科长摇头说:“上司评价的是中层管理者能否在不招致员工不满的情况下策划出像样的年终聚会,后辈们则看能把年终聚会缩减到什么程度”,“真不知道该顺着谁的节奏。”他还表示:“最终把部门层面的正式年终聚会压到最低,另外单独定了一天只请前辈们喝杯烧酒的年终聚会。”
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大多在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期开始职场生活,如今担任科长、次长、组长等,位于部门主管之下。他们入职后约10年间经历过全员同乐的豪饮式年终聚会,之后又亲身体验着观看演出、志愿服务等特色年终聚会和简单午餐等每年都在变化的年终聚会文化。在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的朴明秀(45岁,化名)组长说:“入职最初几年,年终聚会必须去到三场,因为职级低,还要负责活跃气氛”,“虽然实行两年左右就取消了,但直到几年前还得以特色年终聚会为名准备各组的才艺表演。”他接着说:“最近职场年终聚会干脆走向消失的趋势,一方面觉得轻松,一方面又有些遗憾。”在信息通信(IT)公司工作的金民洙(41岁,化名)次长说:“最近‘MeToo’成为社会问题,大家忌讳多喝酒或去练歌房之类的地方,所以我干脆把年终聚会的准备交给了后辈女员工”,“与公司同僚或客户喝酒的年终聚会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能与家人或熟人共度年末的时间变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