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2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未来10年是迈入发达国家的最后机会……需要发挥创造力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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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只剩不到三周。即将到来的新年不仅是一年的开始,更是新的十年的开始。明年2月就任韩国经济学会会长的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李仁浩表示:“未来十年是韩国能够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最后机会”,并警告称“如果挤不进这一行列,我们可能不是停滞,而是走上倒退之路”。对于已过任期中点的现政府,李教授建议:“政治目的压倒了政策手段”,“必须摆脱对在政权建立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支持者的负债意识”。记者于11日在首尔大学采访了李教授。

——您认为未来十年对我们经济意味着什么?

△我国目前正处在发达国家门槛上。仅从经济规模看,大多指标都进入前十,但与日本、德国等仍有差距。新的十年,不只是人均国民收入超过3万美元,而可能是能否登上更重量级、即与美国或欧洲若干发达国家同一行列的历史性机会。我认为国家命运将取决于能否实现这个机会。

——意思是这是我们成为真正发达国家的最后机会吗?

△差不多如此。一些我们眼中规模很大的国家固化为二流,甚至反而下行。我们目前还保持着上升的方向性。但如果在此处上不去,机会不会再来。如果十年内实现跃升,就能升入一流国家,若做不到,别说维持现状,还有可能倒退到更低一级。这就像不骑就会倒的自行车。

——那么现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

△经济不只是经济问题。要成为发达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等必须同步推进。仅改变监管或制度,经济并不会顺畅运转。以金融为例。谈到我国金融体系,总会提到官治。挑选金融控股公司会长或银行行长时,可以看到推荐委员们左顾右盼,打听是否有哪里来的联络。也就是说,并非在高管推荐委员会里建好制度就万事大吉。金融如此,在所有领域确立新的传统,我想这或许就是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的关键词。

——新的传统最终是指整个社会体系的变化吗?

△要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必须整体升级社会体系,使个人拥有的信息和创造力得以发挥。我们也有制度,但文化环境不适合发挥创造性。在上命下从的文化中很难。我们人口也不多。要成为发达国家,不是得以一当百地奋斗吗?

——对明年经济走势有不少担忧。首先,您认为全球走势会如何?

△关键仍是美中贸易摩擦,短期内不会轻易化解。与当地经济学家交流后发现,很难认为是唐纳德·特朗普挑起了贸易争端。民主党人或持进步观点的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做得太过。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像特朗普那样用不可预测的战术去谈判,但冲突要素一直存在。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贸易摩擦基调和保护贸易强化的趋势短期内仍将延续。全球经济像过去五年那样以新自由主义体制大幅扩张延伸已很难。

——您是说贸易战也会成为韩国的不安因素。最终通商的刀锋会指向韩国吗?

△在美国,除了防卫费分担之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韩国“(从美国)拿走太多”。也就是说,除中国之外,还有一类人认为韩国也在利用他们。美国人会说:“你们已经过得那么好了,还找这个借口那个借口不买(美国货)吧?”要让他们理解这些还需要时间。他们会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等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

——那么意思是明年我国经济走势难以预测?

△是的。受外部环境支配的部分太大。(上高下低或上低下高等)之所以无法有把握地说这些,是因为不知道海外部分会怎样。若海外部分大幅回升,可能成为上高,但那部分无法控制,只能无奈。海外因素姑且不论,重要的是把国内政策做好,而这一部分看不清楚。国内政策本是在我们的控制力之下的。

——“国内政策看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政府)确实在做些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做。本来精准(细致)应对都还不够,却四面出击、杂乱无章。诸多政治目的压倒了政策手段的选择。似乎是因为想传播政治目的的贪念,模糊了选择政策时的冷静理性。

——意思是经济政策正被政治目的左右吗?

△似乎对在政权建立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劳动者等群体存在负债意识。只有摆脱要回报支持者的想法,才能出台合理政策。在最低工资等方面稍作节奏调整,就会被支持势力批评不守承诺;既然反正要听这些话,那就干脆做得正确到位,表明我们宁愿由历史而非人气来评判,这才是对的。

——任期还剩一半。现阶段最需要的政策是什么?

△不能对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视而不见。光州型岗位等做了多种尝试,但进展不顺。需要企业与劳动市场的结构调整同步推进。对因产业结构落后或国际环境等各种原因出问题的地方要关停,该转移的要转移,进行结构调整。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失业等问题,必须通过劳动市场的灵活性来解决。死死攥着不放,两边都会完蛋。先放开,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新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若指手画脚干预,就无法发挥创造性。技术和经济结构本身复杂且变化迅速。我们的公务员很优秀,但并非掌握一切。过去靠几位优秀的人以爱国心带领国家,现在行不通了。Samsung Electronics有很多能力强得多的人才。必须善用专家。

——经济政策对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恐怕只能如此。摆脱经济衰退的方法之一是货币政策,但最近几乎不起作用。基准利率略微下调,企业并不会因此投资。经济不景气不是因为融资成本高,而是因为没有赚钱的地方。必须创造通过卖产品赚钱的地方。以政府支出购买产品、创造转移收入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对财政要用在哪里、用多少有清晰概念。把钱用在失业补助上时,应当算清乘数效应,而现在没有这些。财政效率低下。细颗粒物对策投入超过1万亿韩元,细颗粒物又不是今年才出现的问题,本该列入一般预算的项目为何进入追加更正预算,我不明白。关于增加的财政该如何使用的讨论太少。钱花了但收入没增加、没有以税收形式回流,那就完全是未来的债务,这样的钱不该花。目前的支出方式并不可取。

——您曾把瑞士作为我国经济的样板。

△瑞士拥有扎实的技术实力。以此为基础,即使国际环境不断变化,也能实现发展型的经济运营。我国经济规模更大,难以追求同样的战略,但要少受国际环境影响,技术实力从根本上很重要。全球贸易环境不会再走“大家一起过好”的路子,最终要靠技术实力顶住。重要的不是一时的技术实力,而是能维持技术实力的社会性创造体系。必须有像三星集团那样能发挥创造力的组织。并非现在拥有专利就行。专利到期后谁都能用。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整个社会都具备创造性开发的能力。我们只要具备优质劳动力和能发挥创造性的体系,就能维持技术优势。

——对潜在增长率下滑的担忧很多。

△现在潜在增长率正在垂直下落。照这样下去可能变成零。必须立刻扭转趋势。此前大家都认为(下滑)大概如此吧。作为追赶者(fast follower)时成长得不错,如今成了领跑者(front runner),(要保持过去的增长率)就不容易了。因为难,所以理所当然地接受增长率有所下滑。但不能再往下减了。增长动力有两个:人口和技术进步。资本多有助于技术进步。但技术如何产生,最终取决于人。人最重要。

——您强调人,潜在增长率最终也要靠提高生产率吧?

△提高生产率最重要的是把人投入到合适的位置。有效配置,即让每个人去自己擅长的领域。必须在全社会层面建立可以来回流动的体系。成长过程中尝试了很多,做了自己感兴趣的事,却(因为做过一次)不许抽身,这怎么行呢?我再强调一次,不能让劳动市场僵化,使转行之类的事情变得困难。

——老龄化日益严重,妥善利用年长的人力资本在生产率层面似乎也很重要。这也与熟练人力的效率相关。

△是的。并非一定要把退休的高管招去当公寓保安。问题是,如果说要继续以高管的待遇对待他们,下面的人就会不满。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这一块。从社会角度看,利用这些人拥有的经验和能力有助于生产率。应当找到防止与下属摩擦的方法,让他们持续发挥能力。

/金永基 论说委员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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