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界与法律界一致认为,司法机关近来在劳动领域集中作出大量前瞻性判决,其根源在于韩国大法院人员构成的变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分析指出,本届政府上任后,专攻劳动领域或具进步倾向的大法官大批加入韩国大法院,司法机关的格局也彻底翻转。
韩国大法院审判部自去年8月2日金善洙、李东源、卢贞姬新任大法官正式就任后,全体14名大法官中有8名由文在寅总统任命。加上同年12月金相焕大法官加入,本届政府任命的人士共增至9名。尤其被视为法院内进步倾向团体的我们法研究会创始成员김명수院长,以及曾任民主社会律师会(民辩)会长的金善洙大法官、先后经历我们法研究会与民辩的卢贞姬大法官、出身国际人权法研究会的金相焕大法官等,相当多人被评价为持有不违背本届政府理念的倾向。去年10月以原告胜诉告终的日本殖民时期强制征用判决,同年11月由文总统任命的7名大法官全体提出无罪意见、主导最终结论的良心拒服兵役判决,以及“丽水顺天叛乱事件”再审决定等,被视为印证韩国大法院构成变化威力的代表案例。
保守倾向大法官的退任与相反倾向大法官的增加,对近来劳动案件判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站在劳动者一方而非企业雇主一方的结论明显增多。
今年2月将体力劳动年限由原本的60岁改为65岁、30年来首次变更的韩国大法院全员合议体判决被视为其顶点。这一判决使退休年龄、年金制度、保险费率、青年就业等社会各处对劳动价值的计算完全改变。
在审视经营困难的诚信原则与固定工资判决中,企业接连败诉。从去年12月的DAS开始,到今年2月的市营运输、4月的礼山交通、5月的韩进重工业与韩国南部发电,企业的各种经营困难均未获认可。
劳动者地位不断提高,工伤范围日益扩大。韩国大法院在去年与今年判决认定特殊雇佣的学习辅导教师、广播演员、制鞋工、汽车代理店销售员“车主管”以及铁路车站委托小卖部经营者均属工会法上的劳动者。去年9月与11月,分别认定周一上午接听咨询电话时突然倒下的呼叫中心咨询员,以及因工会活动患上抑郁症的职员为工伤;今年4月认定洗车时倒下身亡的包车司机为工伤。
仅韩国大法院构成变化就能改变整个司法机关的判决基调,是因为大法官的影响力极为强大。3000余名法官在前届政府与现在并无变化,但仅凭14名大法官(含法院行政处长)的构成变化,就足以推翻下级审结果。如5日包含工资封顶制的就业规则判决那样,一旦韩国大法院确立判例,此后下级审审判部也会原样接受该结果。
财界与法律界预测,今后劳动案件中的进步判决基调将更为强化。到2021年还将更换4名大法官,文总统在任期内可使14名大法官中的13名由自己任命。各方纷纷发出警告:虽然只有行政首长为选举产生,但作为三权分立根基的司法机关也可能陷入向行政逻辑倾斜的阵营逻辑。
中央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教授李仁浩表示:“执行依法正义的司法机关被特定政治理念左右,是动摇法治主义根基、引发对司法机关不信任的极危险信号”,“1987年民主抗争之后,司法机关如此急剧、在短期内向特定政治理念与政治势力倾斜,在历届任何政权都未曾出现。”高丽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教授朴志淳诊断称:“整体上大法官构成的进步色彩也体现在判决中”,“看到此前未被韩国大法院引发大争议的议题被从零重新讨论等情况,我认为韩国大法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届政府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