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称,在即将进行的内阁改组中,曾任经济官僚和经济副总理的议员金振表将被提名为国务总理人选。此举似意在内外经济环境艰难之际,任命“经济通”以振兴国家经济。方向是对的。更可取的方向是,让在实际经济现场积累经验的人担任总理或部长。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出身投资银行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则是有钢铁和纺织公司重组经验的企业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包括这两人在内共任命了7名出身经济界的部长。韩国企业经营者出任部长的情况不多,主要是陈大济、南宫皙、裴舜勋等曾在信息技术(IT)领域工作的人。现政府也曾提拔具有信息通信经历的俞英民担任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首长,但其后任却任命了教授出身者,现任部长中已无一人出身企业界。而且现政府在将曾以“财阀狙击手”身份在民间团体活动的教授任命为公平交易委员长之后,还擢升其为青瓦台政策室长,可见其将企业人视为规制对象而非伙伴。
韩国国会的视角也无太大差别。每年国政监查时大批申请企业人士作为证人,牵制着必须跨越国境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人。国会议员中远超半数出身官僚、教授、法律界,媒体界也占相当比例。相比之下,出身企业和金融界者极少。尤其在第20届国会仅有15人,占比不过5%。有劳动运动经历的议员人数比这更多,若加上民间团体出身者则多达30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形成契合实际经济状况的立法活动。企业如此渴望、历届政府都承诺推进的放宽监管未能实现,反而监管更多,原因就在于比起现场经验,更多反映了熟悉规制的官僚、法律人士、工会与民间团体的意见。
韩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底层,也难以否认铺着传统“士农工商”的思想。政府行政或国会立法由承继士人角色的官僚和法律界人士担任,而从事农业、制造、服务业等实际经济活动的人,则被视为应遵循国家既定方针的对象。然而在市场经济繁盛的西方,出身经营者的总统或总理不在少数,社会主义中国也出现过技术人员出身的国家领导人,许多国家还任命经营者而非职业外交官为大使。
也有人认为,韩国难以出现企业人出身的国会议员或部长,原因在于股票出售及空白信托制度和人事听证会。曾有提议称,中小创业企业部或其前身中小企业厅难以录用创投企业家,应放宽相关规定。但美国和欧洲的公职人员任命程序与制度与韩国差别不大,因此问题在于运作而非规定。人才库应从选举阵营为中心扩大到具备国家层面能力的人。正如韩国劳总和民主劳总出身者在国会和政府工作一样,给大韩商工会议所或经营者总协会等机构中能力得到认可的专家以机会也是一种办法。将挑刺式的人事听证会转变为以能力验证为中心也很必要。当然个人的态度与意识很重要,但从以往企业人出身部长的经验来看,在任期间并无明显因私利而出现的越轨行为,这一点也值得参考。
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的缩略,即治理世道、救济百姓之意。换言之,经济与统治行为的核心一脉相通。要搞好政治,就不应只找教授、官僚这类士人或法官、检察官,而应重用善于经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