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01 | 박현욱 기자

[白想论坛]韩国—东盟峰会,并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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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为纪念韩国与东盟(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韩国-东盟特别峰会于11月25日起举行两天,27日还举行了首届韩国-湄公河峰会。本次峰会连同相关活动,共有双方国民和企业人士等约1万人以上参加,是现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多边会议。东盟10国人口6.5亿、平均年龄30岁,是成长潜力极大的市场。它既是占韩国出口18%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第三大投资目的地。过去30年间,贸易增长20倍、投资增长70倍、人员交流增长40倍以上,该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通过本次峰会,韩国取得了不少成果:与泰国签署投资合作谅解备忘录,与印度尼西亚最终达成历时七年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与菲律宾就早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达成一致,通过韩国-东盟共同愿景声明等。尤其具有意义的是,为将现政府核心通商战略新南方政策升级一个台阶、并取得具体成果创造了契机。

各国领导人重申了为区域发展而活跃贸易与投资、反对一切形式保护贸易主义的意志,并决定持续合作以缓解区域内发展差距。此外,还决定在韩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互联互通,小商户与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伙伴关系与创新等方面加强经济合作,并在“一体化、和平、稳定的共同体”这一东盟愿景的共同目标基础上,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和平繁荣共同体”。

这与2017年11月文在寅总统在“韩国-印度尼西亚商务论坛”上宣布的“新南方政策”一脉相承。新南方政策是在打造“以人为中心的和平与繁荣共同体”这一愿景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推进与东盟和印度的全面合作。在美中霸权争端激化、与日本的通商矛盾也日趋加深的形势下,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要使韩国-东盟特别峰会的宣言不止于口号,而是转化为新南方政策的成果,从现在起至关重要。卢武铉政府的“东北亚经济中心”、李明博政府的“新亚洲构想”、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与欧亚倡议”等,过去每届政权都发布过覆盖亚洲地区的新政策。然而并无明显成果。虽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大幅增长,但很难视为这些政策的结果。更像是企业为克服日益恶化的国内经营环境、为生存而自主选择与努力的结果。

要使本次宣言具有实质意义,必须切实实现“为共赢繁荣构建经济合作基础”。为达成这一目标,新南方政策选定了五项课题:“强化促进贸易投资的制度基础”、“参与基础设施开发”、“支持中小与中坚企业开拓市场”、“通过新产业及智慧合作提升创新增长能力”、“开发分国别定制合作模式”。为使这些课题不止于单方面愿望的罗列,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就东盟国家实际需要什么、我们能为此做什么建立对话渠道,并制定长期战略。

例如,我国政府表明将积极参与东盟2016年发布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下推进的各类项目以及2018年启动的“东盟智慧城市网络(ASCN)项目”,要使这一意志转化为成果,就必须理解项目推进背景与各国在区域内的力量关系并建立网络。2007年由日本支援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设立的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制定了连接东盟主要据点的中长期规划,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际上正按日本的总体规划推进,这一点对我们极具启示。

韩国-东盟峰会应成为新的起点。必须彻底反省过去政策为何没有成果。不可忽视的是,参会各国领导人最希望的是加强与韩国的经济合作,而其核心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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