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获悉,作为引发韩日矛盾的日本帝国强制征用受害赔偿问题解决方案而备受关注的国会议长文喜相的“1+1+α”(韩日企业及“记忆·和解未来财团(暂定名)”)法案,将日本军慰安妇受害者排除在慰问金支付对象之外。
随着此前在文议长“1+1+α”方案的立法过程中构成难题的慰安妇问题被排除,强制征用问题解决方案的讨论是否会急速推进受到关注。
文议长的方案之所以在韩日外交界引起关注,是因为它既能保全韩国的面子,又能明确向日本传递不会推翻1965年体制的信息。
此前,文议长于上月5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行专题讲座时曾提议,由韩国企业和日本企业连同国民自愿捐款及“和解·治愈财团”的60亿韩元共同出资。其核心尤其在于,将2015年韩日两国慰安妇协议结果下设立、后被解散的“和解·治愈财团”中日本出资基金的余额60亿韩元纳入其中。设想是,以该基金向受害者支付“慰问金”,则视为日本企业的赔偿责任被“代位清偿”,从而促成“诉讼上的和解”。
但慰安妇受害者团体强烈反对,称这是在日本政府未道歉情况下的免罪,文议长因此决定不纳入和解·治愈财团的剩余余额。据政界消息,文议长的法案中未单独列明慰问金、慰劳金的支付费用。不过据悉,文议长方面考虑到诉讼情况等因素,正考虑约1万亿韩元的规模。
专家们一致认为,日本之所以始终强调韩国遵守国际法,原因也在于维持韩日间的“1965年体制”,因此文议长的方案是最现实的替代方案。
有分析认为,由于不仅韩国,中国、朝鲜等也存在日本帝国强制征用受害者,日本将该问题视为超越韩日双边、动摇战后体制的重大事项,因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圣公会大学教授梁起豪诊断称:“最近中国和朝鲜也对韩日强制征用赔偿问题非常关注”,“如果围绕个人请求权问题出现受害赔偿案例,中国境内有可能提起更多个人诉讼,朝鲜在与日本建交时也可能追加要求包含个人请求权的金额,因此征用问题已不再是双边问题。”
专家们大体判断,文议长的方案虽不是韩日双方都100%满意的方案,但是最佳方案。有评价认为,国会立法可以减轻韩国政府的政治负担,同时也通过立法明确向日本传递了不会动摇1965年体制的信息,因此存在妥协点。
韩东大学教授朴元坤分析称:“韩日双方虽都不会完全满意,但就目前来看文议长的方案是最佳的”,“文议长的方案是由我们国会立法推进,因此我国政府也可以以这是国会制定的为由回避政治责任。在日本方面,由于这是韩国以法律形式制定的,也可视为事实上承认了65年体制。”
专家们警告,若拖过年末,将错失解决韩日矛盾的“黄金时间”。有观点指出,如果最早明年初预计强制执行的征用受害者对日本企业资产的变现措施得以实施,韩日矛盾的解决将变得遥不可及。
国民大学教授李元德预测:“如果错失眼下的机会,韩日矛盾有可能长期化”,“时机很重要,若错失这一机会,明年受害者方面对日本企业资产采取变现措施,解开纠结的矛盾将更加困难。”
梁教授表示:“即便政府间达成协议,如果受害者和原告团不同意,谈判也就结束了”,并有主张认为政府应全力说服征用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