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隶属主要经济部门的A事务官把家人留在首都圈,多年来独自在世宗政府大楼附近租房生活。以往夫妻感情融洽,但如今每逢周末重聚,妻子对A事务官发泄的烦躁越来越强烈。因为无法辞掉首尔的工作,只能与丈夫分居,整个工作日独守空房,还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孩子,育儿压力不断累积。A事务官担心这样下去夫妻关系会破裂,正苦恼是否该跳槽到首尔的工作岗位。
# 对另一个政府部门的B处长来说,上下班路程犹如地狱。他从首尔乘通勤班车往返世宗政府大楼,每天往返4小时以上,都要挤在狭窄的车座里熬过。这样过了几年,体力完全被消耗殆尽。他劝妻子干脆搬到世宗市,却只换来一顿责备:“你没看到首尔房价几年间翻了一倍吗?辛辛苦苦攒钱才在首尔外围勉强买了一套小公寓,卖掉它搬去地方,一辈子都别想再回首尔。”
A、B两人的情况并非个别插曲。世宗政府大楼自2012年开始入驻以来,像他们这样被迫在周末与工作日之间往返首尔与地方的“新型游牧民”故事层出不穷。政府以分散集中于首都圈的人口为名,投入天文数字的血汗税款,甚至让土地住宅公社背上巨额债务,强行推动中央部门和公共机构迁往地方,但相当多公务员仍然无法舍弃在首都圈居住的念头。社会领域政策部门的C局长表示:“像我这样的高级公务员团,不知道还能在‘公司’(公务员称自己所属部门的行话)待多久,搬去世宗市的动力不大,但当初预想年轻的事务官或处长至少还要再干10到20年,应该会搬到世宗市,而不是长距离通勤或过周末夫妻生活。可实际结果是,年轻职员中也有相当多人把实际住址留在首尔和京畿地区,只是人往世宗市来回跑。”据说在类似背景下,公职社会中对像女性家族部这样留在首尔的部门的任职偏好也在上升。
上班族拒绝离开首都圈的抵触,并非只出现在世宗政府大楼。无论民营企业、公共机构还是研究所,这一现象在全国各地广泛存在。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就是典型例子。2017年迁往全北全州市后,本应为基金增值的核心人力——基金运用负责人有60多人递交辞呈跳槽。曾为享受政府推动地区均衡发展的补贴等优惠而果断迁往地方的民营企业A公司一位人士表示:“多亏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很多便利,公司迁往地方在财务和行政上都没有太大困难”,但同时坦言“大部分职员仍从首尔、京畿地区通勤,或把家人留在首尔、独自在公司附近租房生活,我很担心长期留任会出现困难”。某科技特色大学的副校长解释说:“政府出资研究所中有些在地方设有分院,但优秀人才不愿意下去,很多人把在分院工作视为贬职而心生抗拒。”
更严重的问题是新人才招募难。在职者无论是从首都圈长途通勤,还是独自在地方租房,都在想尽办法适应工作单位迁往地方;但需要高端人才的主要职务和岗位的新招聘,往往因招不到应聘者而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早早迁往忠北清州市五松邑的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因无法把负责国民保健的核心人力——药品许可审查人员等补充到适当水平,多年来疲于应付。随着国内外新药和仿制药的开发速度加快、产品种类更加多样,需要增加能够精密评估这些产品对人体影响的专业人才,但据说不仅无法增员,就连填补迁往地方后离职造成的人力缺口,都因招不到应聘者而困难重重。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的内情也类似。此前该院于2016年首轮迁往原州,近期又在把留在首都圈的组织二次迁往刚竣工的原州第二办公楼。包括药剂管理室在内,还有革新研究中心、审查室、汽车保险审查中心等11个留守部门共1095人属于二次迁往原州的对象(11月29日至12月15日),而药剂管理室等已出现人员流失,审评院甚至已开始招聘以填补相应的人力空缺。在中部地区创业的游戏领域初创企业D公司,在自家内容于谷歌Play等应用商店成功立足后,想为该游戏的更新和新作开发补充开发人力,却将近一年都没能招到合用的人。该公司人士表示:“地方也有游戏专业的开发者,但大多要去首尔或板桥的公司就业,或想在首都圈创业,在这里(地方)很难找到有实力的人”,“到现在为止靠少数创业成员通宵工作硬撑下来,但这样难以持续,正在打听能否在首尔地区的创业支援中心租到办公室”。
无论官民还是产学研,上班族对赴地方的排斥迟迟难以缓解,原因是复合性的。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房地产价值两极化加剧这类财产问题、子女升学等教育问题最为突出;双职工家庭中,夫妻一方在首尔、仁川、京畿地区工作,导致夫妻无法同时迁往地方的情况也不少。对于要供养常去医院的高龄父母或幼儿子女的上班族而言,也有难以离开医疗基础设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更高的首都圈的现实一面。除此之外,对与首都圈朋友熟人分离后孤独感、被疏离感的恐惧,对地方文化和生活便利设施相对不足的不满等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因此,政府也应摆脱以往那种只要把企业、公共机构等工作单位引到地方,首都圈人口自然就会分散的固有观念,把重点放在改善地方定居环境和化解房地产等资产价值两极化上,更贴近现场地推进地区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