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家庭难以亲自照护父母的背景下,疗养医院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疗养医院数量从2008年的690家增至今年的1558家,增长2.3倍;床位数从约7.66万张增至30.13万张,增长约4倍。
其在健康保险总诊疗费中的占比也呈类似态势,从2009年的3.4%(诊疗费1.36万亿韩元)升至去年的7.1%(诊疗费5.53万亿韩元)。这一期间诊疗费增加4.17万亿韩元,高于医院诊疗费增幅3.499万亿韩元。同期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保险总诊疗费增长2.5倍(12.5442万亿韩元→31.8234万亿韩元),而疗养医院诊疗费激增4.1倍。
◇住院患者中64%获退还健保自付额超上限部分=然而急速增长的背后阴影也很浓重。被评价为“吞钱的河马”“鸡肋”便是一例。由于多为长期住院者,去年疗养医院住院患者中有64%、即24.4万人获退还健保自付额超上限部分。最近6年全部退还额中的45%、即3.1万亿韩元归属疗养医院住院患者。由于长期住院者导致健康保险财政支出激增,韩国保健福祉部改编了住院患者分类体系,并开始实施对长期住院者住院费更早、更多削减的三阶段(181~270天5%,271~360天10%,361天以上15%)改编方案。
上智大学医疗经营学系教授宋贤钟指出:“由于同时提供治疗与身体活动支援,严格意义上疗养医院不能视为医疗机构”,“亟需重新设定疗养医院的法律定义和名称,重新设定疗养医院与养护设施的住院、入住标准,并整顿人员与设施标准以提升疗养医院的专业性。”他还强调:“若要提高服务质量,政府应通过指定康复医疗机构等方式支持功能分化”,“应将通过适当治疗使患者提前出院的比率等纳入医疗质量评价,并提高对得分优秀的疗养医院的补偿水平。”
国会立法调查处研究官金周京也建议:“要坚守‘医院要像医院,设施要像设施’的大原则,就必须推进强化疗养医院住院标准和功能分化。”翰林大学家庭医学教研室教授卢镛均指出:“面向老年人健康管理的保健与福利服务被割裂,讨论又以供给方为中心,因此对老年人、监护人等需求方究竟想要何种服务、为何选择疗养医院或长期疗养设施等问题的思考不足。”
按日定额收费、医疗质量偏低,以及疗养医院与长期疗养设施等提供医疗、福利服务的机构与制度之间角色分工、衔接协调不足,也是问题所在。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政策科科长吴昌铉表示:“为强化疗养医院的医院功能,正在改编收费体系,对履行本职医疗功能的给予充分补偿,并限制轻症患者长期住院或以变通手段诱导患者等行为。”
韩国老人长期疗养机构协会会长赵龙亨建议:“只有先重新确立急性期、慢性期医院与疗养设施的功能,再确立疗养医院与疗养设施的功能,长期疗养保险制度才能顺利运行”,“应一并考虑对疗养医院进行合理的结构调整,并制定可引导其转型为急性期医院和疗养设施的激励措施。”他还指出:“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受益者入住疗养设施时生计费被中断,导致本应使用疗养设施的老年人涌向疗养医院,这是有问题的。”
◇仅43家具备中断维持生命医疗的条件……临终前常被转往大型医院=由于在疗养医院结束生命者众多,强化可作出中断维持生命医疗决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紧迫。2013~2017年在疗养医院死亡者达30万821人(2017年为6万9503人),远高于去年全部死亡人数28.5万人。去年3月至今年8月,医院死亡者26.7万人中有36%(9.5万人)在疗养医院离世。
然而可以中断维持生命医疗的疗养医院仅43家,不足3%。这些是设有可决定中断维持生命医疗的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机构。若难以自行设立伦理委员会,也可与运营公用伦理委员会的医疗机构签订协约,但这样的机构仅21家。原因之一是年委托费200万韩元、每件审议15万韩元的负担让机构对签约态度消极。釜山、仁川、世宗市没有一家疗养医院自设伦理委员会或签订协约。
因此,即便已登记预立维持生命医疗意向书的患者,在疗养医院也无法中断维持生命医疗,临终前被转往大型医院的情况十分常见。共同民主党议员尹日圭指出:“死亡人数最多的疗养医院反而无法中断维持生命医疗,这是严重问题”,“必须有运营地区公用伦理委员会、简化行政程序等政策支持。”正未来党议员崔道子强调:“超高龄社会正在临近,但我们社会为准备死亡的制度性支援对策非常不足”,“有必要整顿人员、收费标准等,使疗养医院和设施能够设置专门场所准备临终并提供集中护理。”
另一方面,非医师者雇用医师设立的非法“事务长疗养医院”在2009~2018年的查处件数远超1500件,与目前运营中的疗养医院总数相当。这类机构每间病房床位多,医疗服务更可能薄弱。这也是有人指出应提高准入门槛、在新批设疗养医院时连医师的刑事处罚记录或信用状况都纳入审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