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的特点是,设立各种形式的“○○委员会”,让其决定国家大计,而真正的责任却被回避。设立并无法律权限的迎合式委员会,再以接受其讨论结果为名推进政策。历届政权都设立并运营过各类委员会,但唯独现政府被冠以“委员会共和国”的恶名,原因正在于此。
最具代表性的是执政初期2017年被动员用于强行推进去核电政策的公论化委员会。名义上是就新古里核电站5、6号机组是否复工建设进行公论化而组建了公论化委员会,但政府与执政党却倾向于把由此得出的决定径直解释为国民对整个去核电政策的共识。实际上,当青瓦台就新蔚珍5、6号机组乃至新蔚珍3、4号机组中止一事在执政党内部出现异议时,还曾主张“已经过公论化委员会的讨论得到整理(前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
以确立中长期财政改革路线图为目标高调成立的财政改革特别委员会也是如此。财政特委只是为政权层面所考虑的强化综合不动产税充当了挡箭牌,而真正重要的中长期税收基础确保的讨论,仅停留于提出原则性方向,虎头蛇尾地收场。财政特委原计划在活动到期之际举行听证会,征集有关税制财政改革方向的意见,但听证会最终作罢,只留下一份16页的报告便解散。也有评价认为,把税制财政大计交给本就没有法律权限的特委机构,本身就勉为其难。
今年2月建议拆除锦江、荣山江5座堰中3座的四大江调查评价规划委员会,同样迎合政权口味。四大江规划委的立场是已考量经济性评估,但有人指出,8名民间委员中半数以上由环保团体出身人士和四大江工程反对论者组成,委员会以“答案早已定好、你只需回答”的方式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