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德国商人奥佩尔特试图盗掘兴宣大院君之父南延君的墓,但以失败告终。在当时的朝鲜,挖掘他人坟墓是可与杀人罪相提并论的重罪。兴宣大院君大为震怒,进一步加强了对西方的戒备,奥佩尔特也受到西方人的诸多批评。然而,英国经济周刊《经济学人》却称这样的奥佩尔特为“冒险家”。这个从常理上难以理解的称号,究竟因何被冠于他身上?
最早把有关朝鲜的记录介绍到西方的人,是1653年被扣留在济州岛的荷兰船员哈梅尔。但他所写的《哈梅尔漂流记》不仅年代久远,而且是一种类似陈情书的记录,未能包含足够的信息。相比之下,奥佩尔特在朝鲜开港之前就进入内陆,出版了记录朝鲜地理与风俗等内容的《禁断之国朝鲜》。这正是《经济学人》将他既视为罪犯、又视为“冒险家”的原因。
新书《100年前英国媒体如何看朝鲜》通过《经济学人》中出现的朝鲜来考察韩国近代史。作者指出,仅以韩国人的视角解释近代史存在局限,主张有必要以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以侵略朝鲜为目标、或已将其视为属国的日本与清朝都不可能成为第三者。从这一点看,作者认为西方媒体《经济学人》的视角因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可以成为次优选择。
1843年创刊的《经济学人》从1870年开始出现关于朝鲜的报道。当时朝鲜正经历壬午军乱、甲申政变等动荡时期,但在英国媒体中,朝鲜仅在涉及清朝、日本的议题时被附带提及。尽管如此,《经济学人》仍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对朝鲜的认知。在丙寅洋扰中法军战败后,该刊曾担忧东方人将来会获得与自己同等的武器,也曾预测围绕朝鲜的中、日、俄势力争夺的结果。
书中也有不少读来颇为不适的评价。诸如自己什么都无法决定的国家、被剥夺国权反而可能成为良药的国家等,既有西方扭曲的视角,也有日本帝国散布的虚假内容。尽管如此,作者仍强调分析《经济学人》的必要性。因为这正是当时西方看待朝鲜的视角,而朝鲜的未来正是在他们的漠不关心中被决定的。15800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