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北京与天津的列车一角。面容仍显稚嫩的朝鲜青年在稿纸上点下句号,一笔一画重重地写下日期。1927年6月11日星期六。长久珍藏心中的最后一句话终于落笔,可胸口却比那时跳得更加剧烈。“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在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眼里,这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话。竟说吃人……,竟说要救孩子……。但到了第二年1919年3月13日的早晨,他明白了。那是从朝鲜席卷而来的万岁呼声传到北方局子街、也就是今天延吉市中心的时候。少年与二十来名同伴一起呼喊了两个月的万岁。
少年第一次读到《狂人日记》,是在被驱赶而来的北间岛。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第二年,还未吃过人的北间岛孩子们喊出了万岁,五四运动开始改变中国。压住几欲炸裂的胸口,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几乎觉得自己先要发狂的那时,那些同伴们都去了哪里?有人说要奔向滨海边疆区,有人说要潜入满洲山岳,有人说要前往上海。
这只是刚刚驶入长长的隧道。载着二十二岁青年的火车,究竟开往何处?在翻译《狂人日记》的这位年轻朝鲜人面前,等待着怎样的命运?
在车厢里翻译鲁迅的青年名叫柳基石。生于黄海道金川的柳基石,幼年时便迁往北间岛。因为早年参与义兵活动的父亲流亡在外,在局子街办起学校,继续从事独立运动。投身3·13万岁示威的柳基石随即南下上海,见到岛山安昌浩,加入兴士团远东委员部。那时他才十五岁。柳基石中学毕业于南京,大学则在北京就读。
在北京,柳基石常常会遇见意想不到的流亡者。从日本逃出的朝鲜飞行员安昌男便是其中之一。柳基石进入安昌男为独立运动创办的飞行学校。不久之后,他随行护卫安昌浩,途中被日本警察逮捕。很快获释的柳基石前往苏联乌苏里斯克,又回到北京,但从这时起,他开始怀抱完全不同的梦想。
1927年6月11日星期六,在车厢中翻译鲁迅《狂人日记》的柳基石下定决心背离上海,与安昌浩诀别。柳基石前往南京,投身韩中日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鲁迅是无政府主义者吗?当然不是。正如鲁迅的呐喊,正如在局子街的高呼,柳基石只是再一次寻找救孩子的道路。因为唯有与一切权威、压迫和支配抗争的想象力,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年轻的革命家不得不在广袤大陆各处漂泊。他时而是记者兼教师,时而是游击队员和光复军。一手著书立说,一手从事激烈的地下工作。日本占领满洲、在南京进行大屠杀、侵犯上海的整段岁月里,柳基石从未放下笔与枪。
在北京与天津之间某处译成的《狂人日记》,既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殖民地朝鲜读者最初见到的鲁迅。虽然在中国境内翻译,却留下了世界上最早被介绍到中国以外的鲁迅小说这一荣誉。倘若柳基石未曾梦想革命,《狂人日记》或许就不会以韩语诞生。
还有一件巧合的事。柳基石的译文刊载于兴士团机关刊物《Dongkwang Co., Ltd.》1927年8月号。柳基石一定是刚下火车就急忙把稿件寄往朝鲜。然而以这一期为终,《Dongkwang Co., Ltd.》进入长达三年半的停刊,勉强复刊后又在两年后停办。殖民地读者险些无缘见到《狂人日记》。
让被驱往异国的中学生心潮澎湃的文学巨匠鲁迅,本名周树人。柳基石把自己的笔名写作柳树人。并把光辉青春的三十年岁月,完完整整献给了这个热血的名字。柳基石在解放后只短暂到过一次首尔。那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历史学者身份站上大学讲台的柳基石,1980年在中国去世。
鲁迅可曾料到?在北间岛某间教室里,有一群热血沸腾的朝鲜中学生传阅着他的《狂人日记》;其中一人会成长为在车厢里用生疏母语翻译《狂人日记》的青年;而且会在鲁迅的国度里,为解放与革命甘愿献出一生……。






